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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运筹帷幄，授权周恩来对会议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

1955 年 1 月 15 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 5 个发起国，

热情地邀请中国参加 4 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

议，最早是在 1954 年初由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这年 12 月，缅甸、锡

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5 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正式提出召开亚非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2 月 10 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在复电中，他高兴地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中国政府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

包括中国在内的 29 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响。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

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对外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它必然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圣路易邮报》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同时，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国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会议的 29 国中，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只有贸易关系；其余 22 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在阻止亚非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便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的谎言。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其国家野心的做法”的共产党政权。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美国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为此，从 2 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他主持研究与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 4 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文件。《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

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

4 月 3 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审核了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全体人员名单。

4 月 5 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彭真、陈毅、张闻天，王稼祥等。会议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计划》等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4 月 6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和代表团成员名单。13 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这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