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思亮

有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原籍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1907 年 1 月 9 日生于河南省淅川县。父亲钱谨庵为法学界元老，1912 年任大理院推事。钱思亮 1927 年毕业于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1 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 9 月获庚款奖学金，与吴大猷、张兹闿(钱思亮内兄）由沪赴美留学，入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攻读有机化学，1932 年 6 月获理学硕士学位。在著名有机化学家罗杰·亚当斯指导下，于 1934 年 6 月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取代基对光学活性联苯向非光学活性体转变速率的影响”及“邻取代基联苯的立体异构”。由于成绩优秀，曾被选为 Phi Beta Kappa 协会会员。 1934 年 6 月离美返国。

1934 年 8 月应曾昭抡邀请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普通化学。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钱思亮以渊博的知识和富有启发性的讲课深受学生爱戴和欢迎，课堂经常座无虚席。多年之后，他仍能准确地说出所教学生的姓名和他们的成绩。由此可见其执教之认真。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钱思亮任该校工学院化工系教授。1938 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钱思亮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曾先后讲授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和有机化学等课程。由于他治学严谨，循循善诱，在西南联大教授中颇负盛名。

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尚未沦入日本人之手，钱思亮之父以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所所长署理院长，因不屈于日伪，被其爪牙刺死。钱思亮经河内到上海奔丧。事后因交通阻塞，不得已滞留上海，任上海化学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暂时在上海药厂从事制药工作。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钱思亮曾被委任为经济部化学工业处处长。1946 年 8 月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后，钱思亮当即辞去经济部的职务，离沪北上，复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复校伊始，系务工作十分繁重，他不辞辛劳，教学行政双肩挑，先后开出本科生的定性分析、有机化学以及研究生的立体化学等课程。他态度谦和，办事公正，待学生如亲人，受到全系师生的爱戴。当时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罢课游行时有发生。钱思亮秉承北大自由民主传统，决不在学校行政方面干涉教授的教学研究以及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对课堂教学、实验教学抓得很紧，每周四个下午实验，少做一个都不行。考试很严格，想得高分不容易。本书作者当时恰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亦曾聆听过钱思亮教诲，名师启迪，终身难忘。

1949 年 1 月 8 日，钱思亮偕同夫人张婉度携三个儿子钱纯、钱煦和钱复离开北平飞往南京。旋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之请赴台，任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并曾一度代理理学院院长，成为傅斯年的主要助手。在此期

间，他致力于新生招考制度及转学制度的改革(因当时新生入学舞弊成风），为后来台湾省实行大专院校联合招生制度奠定基础。1950 年 12 月 20 日，傅斯年突然得脑溢血病逝。因台湾大学是台湾省最高学府，台湾大学校长的任命非同小同，1951 年 3 月经胡适推荐由钱思亮继任台湾大学校长。

钱思亮主持台湾大学校政近 20 年，对于师资延揽、设备扩充、系所增

设、教学改进，莫不殚精竭虑，规划精详。理学院化学研究所自 1965 年度增设博士生班，其后文、法、工、医、农五学院师资设备已具备条件的研究所亦相继增设博士生班，并与著名的大学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密执安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杜克大学进行学术合作，交换留学生以及选派教师赴美进修。又与有关机关单位或公、私营企业合作办学，接受委托实施各项专题研究。与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台湾清华大学、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分别合办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农业研究中心。如今台湾大学人才辈出，国际声誉鹊起，实始于此。

至于各院、系、所教学实验之专馆，或请当局专列经费，或洽外界资助，赖以次第兴建并充实设备。为安定学生生活，改善学习条件，则增建男女学生及侨生宿舍，并善用奖学金以助贫苦学生入学。至于一般教学研究，更添置大量图书标本，出版各类学术期刊和专刊，已非常完备。如今台湾大学在校学生有 1.6 万人，仅位于北京大学之后，成为亚洲著名的大学。

1970 年 4 月，钱思亮被任命为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台湾大学校长由闫振兴接任。钱思亮还兼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其间并兼任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9 年半。

台湾省中央研究院为台湾学术研究最高机构。“中研院”自大陆迁台之初，仅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及数学研究所。后经历届院长筹划扩充到 14 个研

究所。其中于钱思亮任内成立的有 5 个研究所。钱思亮逝世前两年又筹备增

设生物医学研究所、统计研究所和原子分子科学研究所；又有综合研究室 1 个，属于分子生物学。他特别致力于引进最新科学。

1980 年，更拟定“中研院”五年发展规划，1981 年付诸实施。就原有基础进一步扩展，除着重基础研究外，亦尽量兼顾应用科学，以期与台湾经济建设若干实际问题有所助益。同时，注意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台湾各大学联系合作以协助其教学。总之，尽量向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看齐。

钱思亮平生心愿，从事科研与教学，特别专注于有机化学。早年所撰论文多篇，如“某些取代基对酚的杀菌性能的影响”(1936 年）、“某些卤化甲基硫酚的合成”(1936 年）有关立体化学、有机试剂在无机分析中的应用等分刊于国内外各期刊，50 年代以后关于台湾省文教方面的宏论则散见于台湾各报刊。他常自言，自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以来，以校务繁忙，再难续其平生之科研与教学研究，深引为憾。有的传记作家也认为他“未能形成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对此，本书作者基于多年对中国近现代化学史之研究，敢为钱思亮说几句公道话。试问在八年抗战中国内有哪几位化学家能形成自己的

特色研究方向？在三年内战中，有几人做出像样的科学研究？以本人之亲身感受，钱思亮当时在北京大学沙滩理学院所面对的是如何保证教师能正常授课、教学实验正常进行。他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是教师的工资如何与物价赛跑，煤气(系办）如何正常供应，而非个人心爱的科学研究。钱思亮对形成自己有特色之科学研究并非没有梦想。由他指导苏勉曾所完成的优秀毕业论文“2，4-二氯-6-烷基酚”(钱思亮，苏勉曾）发表在 1948 年《北京大学校

庆 50 周年专刊》上，就是钱思亮系统科研“某些取代基对酚的杀菌性能的影响”的一部分，可惜由于时局关系未能继续下去。

发展现代科学，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做出重大突破，实验和观测中做出重大发现，技术上做出重大发明的大师，也需要能够带好群体，管好科研机构，指挥重大科学工程的将才和帅才，为祖国的整体科学实力提高做出贡献。钱思亮正是这样的帅才，他的贡献远非发表几篇论文所可比拟的。

钱思亮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师和卓越的学术领导人，就在于他的人格高尚，“身正”为教。教育者的人格是教育的最好范本，而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

1961 年 8 月，在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第四次评议会第二次会议，钱思亮和梅贻琦(台湾清华大学校长，钱思亮的老师）同时被提名为第四届院士候选人。钱思亮认为“与夫子相争，实属不敬”，乃坚持礼让，恳求撤回对他本人的提名。一时传为美谈。

当三子钱复自建国中学毕业，参加大学联考时，钱思亮即避嫌，将试务交给教务长办理；当二子钱煦被提名为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时，他持反对立场，理由是，钱煦即使能力足以荣膺院士，但因其年轻，日后机会甚多，应将机会让给其他年长的先进。

吴大猷是这样评价他的老友钱思亮的：“他坚守若干基本原则：为人认真、谨慎、温和、毫无私心，因此没有任何闲话，真是不容易！”

1983 年钱思亮赴西德和美国访问。在美国期间，钱思亮的母校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教育和科学上的贡献，在海峡两岸的伊利诺伊校友中只有他一人膺此殊荣。访问历时一个半月，6 月 16 日返台，行装甫卸，即回台湾省中央研究院视事。22 日晨他终感不支，于是入院治疗。两月之间，三度患心肌梗塞，病榻之中，仍不忘处理公务。9 月 15 日病情转剧，急救罔效。6 时 45 分逝世。为纪念钱思亮的业绩，“中研院”将该院化学所新建的一幢大楼命名为“钱思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