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化学系

1940 年,为了培养抗日战争时期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建设人才,延安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是一所完全新型的大学,它是一所革命的熔炉,先后由李富春、徐特立和李强担任院长,副院长由陈康白、恽子强担任。

1941 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始分系,根据边区的需要和参考学生的志

愿,分物理、化学、地矿和生物 4 个系。自然科学院的办学条件以化学系最为优越。化学系的教师多,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如李苏、董立文、华寿俊和王士珍等。

延安自然科学院建立了边区唯一的科学馆,馆内有较好的化学实验室, 可以系统地做定性和定量分析化学实验,还可以做工业分析。玻璃仪器是从香港等地分批购进的。化工实习厂的酒精实验厂中的蒸馏塔,全部是由师傅用白铁敲成焊接组装的。玻璃、肥皂和纯碱等实习工厂的有关设备和用品, 也都是自己加工的。

1940 年前后,正是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前方急需装运各种针药的玻璃器具,延安自然科学院接受了这项任务。负责这项工作的林华,原先从事油类工作,根本不知道怎样制造玻璃,也没有参考资料。他一边刻苦自学, 一边虚心向各种专业工作者求教,因陋就简地用白土代替工业碱,克服了原料的困难问题。接着又群策群力地攻克了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技术难关,不仅试制成功了玻璃,而且创建了边区第一座年产针管 14 万

支、疫苗管 4 万支及各种玻璃器皿的玻璃厂。

当时对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办学方向曾开展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办理科还是办工科,怎样办才对边区的抗战有利?1941 年秋,在延安召开了一次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年会。会上,李强等主张把自然科学院办成工科大学,这对化学系的办学方向当然很有影响,从此偏于化工方面。这是一所革命熔炉,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传诵着这样一首诗,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学员的精神面貌: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 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

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经验,表现在

为抗战胜利和祖国富强而学习;艰苦朴素、自力更生,技术与政治结合,通才与专才结合;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兼顾近期和长远的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活跃的政治空气;师生间的同志关系;切合实际的政治工作等。这使得延安自然科学院与当时的理工科大学相比显得别具一格。

延安自然科学院后又几经变迁,于 1948 年底在河北井陉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创办的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华北大学工学院。1949 年夏迁入北京。1950 年冬,中法大学数理化三个系和校部并入华北大学工学院。1951 年底,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定名为北京工业学院。90 年代以后,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