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思考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经从原则上得到解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发展了的客观形势，又作出新的概括。它写道：“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它所提到的这个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报告中又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 20 年间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 100 亿至 200 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立刻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0 多年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

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

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这些话，把这项新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说得很清楚了。

到 1948 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想得更深更远。他不仅考虑到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怎样的，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在未来，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共产党人历来明白宣告的奋斗目标。当前面对的问题是：既然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回答说：“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是刘少奇在会上提出来的。他先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几个部分，接着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④毛泽东这时插了一些话，意思是：在现阶段不能忽略同资产阶级有联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生产⑤。这就把问题说得更完整了。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⑥显然，毛泽东谈这个问题，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来着眼的，是从中国国内社会关系这个层面来分析矛盾的。这是他在几年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当时，他把这个过渡时期的时间估计得比较长，还要一二十年，后来却把这个看法改变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是什么，实际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也是党制定对各种经济成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具体依据。这个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也进行过讨论。但为了慎重，会议没有立刻对它作出结论。毛泽东在总结时说：“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⑦ 会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张闻天起草的一个报告送给中央。当时，东北解放区内有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城市工作的实际经验比其他解放区要多。他们这个报告中说：“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

⑧它立刻受到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并经刘少奇、毛泽东修改后加以肯定。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成分所构成这个分析就肯定了下来。

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是领导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又有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利于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富有创造性的大胆构想，是一项重

大决策，也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一个富裕强盛国家的必由之路。

可以这样说，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己大体上得到解决。1949 年 1 月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显得成竹在胸。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经建方针，九月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上对的，与九月讨论的相符。”

⑨这些基本方针，在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更加完备的表述得到通过；而在建国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经过充分协商并丰富补充后，用《共同纲领》这种庄严的形式确定下来，终于形成一幅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完整的蓝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审慎探讨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仓促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