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对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现的“共产风”等严重剥夺农民的“左”的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满足于苏联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思考，确实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但又有待充分发展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理论观点。这些有待充分发展，尚不成熟、尚不彻底或有所失误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 1.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条件和范围的认识，尚

不彻底，有待发展。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他们认为这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会被农民所接受；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使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又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上，仍然局限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内部之间的生产和交换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即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只能根据国家的计划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仍然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有过一个从否定到部分肯定再到肯定的认识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列宁解决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需要保留商品生产的问题。1952 年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又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部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斯大林的理论仍然是不彻底的，他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关系，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也起调节作用。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有所前进，但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条件和范围这个问题上，仍然停留在斯大林的认识上。

承认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关系，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关键。毛泽东和斯大林主要是从所有制关系来分析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条件的。这是很不够的。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固然和所有制关系有关，但社会主义经济离不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时期还必须承认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还没有极大的发展，物质财富还没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极大的提高，社会主义时期劳动的性质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不承认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不承认物质利益上的你我界线，办得好的企业不因此多得，办得差的企业不因此少得，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先进与落后，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职工物质利益上的差别，承认他们之间的生产与交换仍然需要等价交换，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得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结论，突

破了把计划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更高层次上的开拓和创造。

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不成熟。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必须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也有所认识，但认识还不深，他还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自然经济中，社会生产缺少分工和交换，劳动者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剥削阶段的消费和自身的需要。与商品经济相比，自然经济是落后的经济形式，它墨守陈规，固步自封，排斥技术进步和劳动在社会范围内的按比例地分配，排斥各个部门的交换和流通，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而商品经济则要求生产在科学技术基础上不断增长，要求各经济单位密切配合，通过交换和流通，完成生产任务；要求通过经济核算，提高效益，以最小的劳动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离开了社会化大生产，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从本文前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生产力的正比例关系是有所认识的。但在认识的深度方面，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束缚，是很有限的。例如，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谈到发展商品生产的目的时说：“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22）。其着眼点，仍停留在处理好工农关系，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上，并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毛泽东还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中，非常重视生产关系，特别重视所有制标准，在多次讲话中，他认为， “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23）。毛泽东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的武昌会议上说：“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制⋯⋯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

。“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从这些思想观点出发，毛泽东非常关心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他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向全民所有制、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好形式。他批评苏联、斯大林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好的形式。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了人民公社，就能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他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会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26）。他不完全同意教科书说的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的观点，认为“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所有制

实现以后，那就更加强大得多了”（27）。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三个先决条件时，认为基本不坏，缺点是没有讲政治条件，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和政治工作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所有制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理论误区，也是妨碍他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

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的认识，仍不坚定，有摇摆。由于毛泽东没有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地位，搞清楚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因而他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和政策。当客观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毛泽东主张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在这种时候，他往往认为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与的商品生产，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往往忽视商品生产，过多地强调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在这种时候，他往往把商品生产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又相区别又相混淆，自相矛盾的状况，正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性质的认识的不彻底性，在实践中，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常出现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的情况。
否定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毛泽东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强调只有自觉地利用它，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但同时他又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但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规律，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规律是不受限制的，要限制也限制不了。例如农产品

的价格长期偏低，是违反价值规律的，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管时间多长，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只要有商品生产的存在，价值规律就必然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指价值规律要求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的分配，要按一定的比例分配，通过投资效果，通过价格来调节生产。毛泽东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只承认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他认为利用价值规律的目的，在于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与部分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相对应，毛泽东只是部分地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

怀疑按劳分配原则，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欣赏供给制，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失误。承认生产者应当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使生产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经济原动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以外，毛泽东没有正面地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只是在讲提高劳动生产率，讲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讲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时，顺带地提一下，但

他强调的侧面是政治、是精神、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很多场合、很多时候他却把物质利益原则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加以批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严厉地批评了教科书说的“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认为决定性动力不对，“物质利益是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28）。他认为讲物质利益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29）。“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30）。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工作中要强调政治挂帅，精神鼓励，要“尚贤”，要经过批评，提高觉悟。毛泽东在批判物质刺激的同时，对按劳分配的政策，有时也提出责难，他认为彻底实行按劳分配，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不适当地将物质利益原则视为个人主义。他还留恋根据地时候的供给制，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进城以后实行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供给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他很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战争年代那样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对恩格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公式的教条式理解，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不能彻底的最大的理论障碍。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肯定斯大林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的解释，认为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不是指占有部分生产资料，而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包括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的分析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恩格斯这一公式的深信不疑，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不能彻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