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兴利与除弊：

决定三峡坝高的多样性统一

举世瞩目的大三峡工程，涉及到自然、社会和人文的方方面面，包含着一系列矛盾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三峡工程矛盾体系，即矛盾的“多样性统一”。诸如：建坝与移民的矛盾；库区淹没与下游防洪的矛盾；工程投资与工程效益的矛盾；工程造价与经济承受力的矛盾；工程兴利与工程负面影响的矛盾；防洪与发电的矛盾；发电与用电的矛盾；发电与排沙的矛盾；排沙与通航的矛盾；美化三峡景观与有损三峡景观的矛盾；新创生态环境与旧有生态平衡的矛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用毛泽东的哲学辩证法思想和矛盾学说来分析这些矛盾，可以得到诸多教益。我们可以看出，这众多的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又通过三峡主体工程的坝高集中体现出来：

三峡大坝越高，则工程规模越大，投资越多，库区淹没越多，移民越多，整个工程难度越大；反之越小。

三峡大坝越高，则水库库容越大，防洪效益越好；越有利于通航和发电，经济效益越好。反之越少。

三峡大坝越高，则发生战争之后的危险性越大，对下游的水灾威胁越大；对库区及下游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越大。反之越小。

三峡大坝越高，则工程单位成本越低，工程自身效益（投入产出比）越好；反之越差。

三峡工程论证的本质，就是要在这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中抓住最基本的关系，在众多的利弊权衡中找出最佳适应的“度”，进行技术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论证。

对于三峡工程这样事关全局，事关众多地区人民重大利害关系，事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近期与远期发展态势的巨型工程，其技术和社会的可行性研究，应当由一个超然地区和部门利害关系、统揽社会全局的主体来统筹规划。这是工程论证自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所要求的。

毛泽东的治水思想和治水实践，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

50 年代，当三峡论证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明确说过：我们中央不仅要考虑内政外交大事，而且也要考虑具体的重大工程建设问题，如大三峡、铁路通拉萨等。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不仅为三峡论证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责成周恩来代表中央决策层具体实施这一计划。

此后，中央抓大三峡的思想和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到江泽民、李鹏等，都亲自过问、指导和部署三峡论证工作，在人大通过议案之后又具体领导实施这一议案。

可以说，没有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和统领，就没有新中国三峡论证的显赫成就。

从另一方面看，三峡论证又是广大专家学者辛劳的结晶，是知识界、学术界、工程技术界集体智慧的杰作。

因此，将三峡工程论证的总体成就看做是中央决策层和专家学术界协同完成的科学创作，应当是恰如其分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三峡论证的“三起三落”历程，就一目了然了。

三峡论证的“三起三落”历程，又恰与三峡大坝高水位的“200 米方案”、“150 米方案”、“175 米方案”三个方案的先后出台同步，因而可以用“200

—150—175”这一组数字来标志其论证的曲折历程。在这组简单数字背后，深藏着天灾人祸的肆虐、国际风云的变幻、国内政治的涟漪、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华的腾飞等诸多因素的变迁和考量。一部三峡论证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近 40 年的中国现代史。

1.200 方案。即“高坝”方案：大坝正常蓄水位为海拔 200 米。

这是 50—60 年代的论证方案，考虑的重点是防洪。到 70 年代，三峡论证的重点转移到葛洲坝工程上，以取得修建三峡工程的实践经验。

1958 年以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的中苏专家曾拟定过 260、235、

220、210、200、190 米等 6 个正常蓄水位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三峡正常蓄水位愈高，则技术经济指标愈优越，防洪、发电、航运的效益也愈大。但正常蓄水位高于 200 米以后，重庆市区以及邻近的农村都将造成较大的淹没损失。

权衡利弊，毛泽东主张：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高程不得超过 200 米。于是，1958 年的中央成都会议决定：“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

控制在 200 公尺（吴淤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

计中还应当研究 190 公尺和 195 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此后，三峡工程论证就按这一要求向纵深展开，并取得重大成果。

然而，只是由于社会政治而非工程技术的原因，三峡工程未能上马，先上了葛洲坝工程。

2.150 方案。即“低坝”方案：水库正常蓄水高程为 150 米。

这是 80 年代上半期的方案，考虑的重点是发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电力日趋紧张，且煤炭运力严重不足，为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电子能源问题必须解决。这样，三峡工程又提到历史的前台。

1981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提出了 4 个候选方案：一是 200 米高

坝一次建成使用方案；二是“高坝中用”方案，即按 200 米高坝一次建成，

分期移民，分期蓄水；三是 150 米低坝方案，即分期建设方案，先期按 150

或 128 米建坝，预留加高的位置，尔后再加高至高坝程度：四是分级开发方案，即在三峡河谷地区分别建几个低坝代替一个大坝的方案。经论证分析：分级开发方案经济效益最差，高坝方案的综合效益最好。但高坝方案一次性投资太大，移民较多，也有明显的不足。

1982 年，掂量利弊得失，邓小平明确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亦先后对低坝方案投了赞成票。

于是，三峡论证按 150 米方案继续进行。1983 年 3 月，长委会（长办）按低坝要求提出了《三峡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 年 4 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一报告，并最后确定：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 150 米，坝顶高程 175 米。

工程定于“1986 年正式开工”。随后，建立了“三峡省筹备组”；首批施工队伍开进三峡坝区搞前期准备。三峡工程开工在即。

然而，就在此时，重庆市政府提出，150 方案回水到不了重庆，重庆通航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交通部支持重庆市意见。同时，人大、政协、政界、学术界、知识界的各方面反对意见也蜂拥而至。重新论证不可避免。

最高决策层首先提出动议的，正是邓小平。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三峡工程要有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开工，不会草率从事。这才引出了 175 方案的出台。

3.175 方柔。即“中坝”方案：水库正常蓄水位 175 米，坝顶高程 185 米。

这是 1986—1992 年的方案，也是最终方案。其考虑的重点是发挥综合效益，尤以防洪、发电、通航为重，远期还与“南水北调”相配合。与前两个方案相比，这是一个更成熟的方案，一个真正“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

在三峡论证的漫长历程中，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再论证、审查、再审查，每一次都是超过前一次的更为严格的科学检验。而这一次再论证和再审查之严格，近乎苛刻！

——“三峡建库后会不会因泥沙淤积而变成泥库？”中国专家提出的水库“长期使用”新理论和方案已在 80 年代初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那么，三门峡水库改建和葛洲坝工程的成功不是检验过了吗？但葛洲坝是低坝、三峡是高坝；三门峡在黄河，三峡在长江，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做了大型泥沙物理模拟试验，并且分别在武汉、北京、南京用不同方法做，结论完全一致。然而，仍然有人持怀疑态度，要求丹江口水库 13 年来泥沙运行的实测数据与试验相对照，看看是否相吻合。

对照结果证实：模拟试验的结论是可靠的。仅这项再论证，就花费 1000 多万元人民币。实际上，三峡是世界上处理泥沙淤积最理想的河槽型水库。

——“水库蓄水后会不会诱发地震？”诱发地震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经过抗震处理不影响大坝安全。世界上建了几十万座水库，还没有因诱发地震而垮坝的。专家组重新论证的结论仍然是：坝址适宜建混凝土重力式高坝；建库后虽不能排除局部地段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但影响到坝区的烈度小于设计的抗震烈度，不会对坝区安全造成威胁。实际上，三峡工程地处弱震区，其防震安全远大于其他一些水库。

——“库区百万移民能够妥善安置吗？”移民问题常常是制约水库兴建的一大难题。“文革”中，成千上万移民上访请愿，就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之一斑。究其原因，主要是采用“生活安置型移民方式，只管给移民盖房子安顿生活，不管生产发展和生活出路，造成许多移民到新区后生活无着。如采用“生产开发型”移民方式，则可从根本上解决移民生活出路问题。1985 年以来，国家每年花费 2000 万元用于三峡库区“移民工程”试点。从试点情况看，试点区移民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有些已经很快致富。因而，移民自愿接受和衷心拥护这一新的移民方式，热切盼望工程早日上马。实践证明：新移民方案是科学的合乎民意的。实际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三峡工程的兴建必将对三峡库区人民的经济现代化和生活现代化带来明显的改观。

——“一旦发生战争，三峡水库会造成灭顶之灾吗？”战争是无情的。

但三斗坪坝址的选定却可大大减弱溃坝造成的威胁。如果选南津关，溃坝洪水直赴长江中下游平原，后果不堪设想。现选在三斗坪坝址，则三斗坪到南津关有 40 公里之遥，其中有 20 公里为峡谷地段，还转了 3 个 90°的急弯，这就能够大大削减溃泄的洪峰。大型水工模型试验研究表明：当三峡水库达到最高蓄水位 175 米时，即使大坝瞬间全溃，库水汹涌下泄，经过峡谷挤压

减弱，并配以荆江分洪，沙市最高水位才 45.75 米，还低于荆江大堤 1.25 米。结论：三峡水库若因战争溃坝不会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毁灭性灾害；灾害是局部的，并且可以预防减轻。实际上，战争是有征候可察的，可以事先开闸泄洪，降低库水位到 145 米以下，从而增大安全系数。

这次论证的基本结论是：三峡工程的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参加这次论证的 40 个专业的 412 位专家中，除 9 位因持不同意见没有签字外，402 位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至此，最后一次全国性三峡工程大论证大审查遂告一段落。

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 1767 票赞成，177 票反对，644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至此，三峡工程论证获得最后批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终告完成。

三峡工程论证之科学，决策之民主，处置之慎重，在世界工程建筑史上也是创纪录的！

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十分自信地告慰于我们的开国先辈：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三峡工程大论证定会结出丰硕的社会经济之果；“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定会变成光彩夺目的现实。三峡论证的科学成就，渗透其中的毛泽东治水思想和哲学辩证法宇宙观，将与壮丽的三峡工程一道，成为纪念毛泽东功业的历史丰碑，供后人景仰、缅怀和追寻。

（作者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