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思想，是毛泽东对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已不是什么问题，但在建国以前，甚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却不是这样。人们都知道，近百年来，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们为了找到一条救治贫穷落后旧中国的出路，向西方学，向日本学，什么书都拿来读一读，进行了卓越的斗争和壮烈的牺牲，但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了。这就是，旧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要走共产主义道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透彻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实践表明，毛泽东“两步走”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作了科学解剖，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结论，但是他没有、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对每一个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具体回答。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抓住俄国这个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

它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与苏联不同，生产力水平比苏联低得多，列宁也不能具体回答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一问题是毛泽东解决的。他没有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中国必须走和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走第一步不容易，走第二步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太久太重了，不推翻三座大山，人们实在活不下去，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步骤都是比较清楚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建立就不那么十分清楚。如怎样对待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怎样对待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业？等等，开始都不是很有数。更加困难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后，要不要走第二步，中国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有人对资本主义抱着幻想， 提出必须“确保私有财产”，不必对民族资本进行限制改造；有人认为还是应该把“德先生、赛先生”放在第一位，其他都是“第二位的事”。毛泽东在关键关头，严厉地批评了这些糊涂思想，顶住了这种种名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上是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逆流，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大声疾呼：“我抗这个潮流”②！他批评一些共产党员“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 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③企图把中国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从今天的情况看，都是一些人脱离中国现实的幻想。1958 年，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深刻地剖析了这一问题，他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 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有一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④。

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正确揭示建国后我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建国初期，虽然由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形成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但是私营经济还是我国经济的主体。1949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 私营工业占 48.7％，个体手工业占 23％，合计占 71.7％，社会还是过渡性质的，既可向资本主义发展，又可向社会主义发展。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适时地提出，新中国的建立，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1952 年，根据他的建议，党中央提出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到 1957 年底，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分别下降到占 0.1％和 0.8％，而全民所有制工业上升到占 53.8％，

合营和合作工业占 35.3％。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在我国基本上得到了确立。

变革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来说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所有制的变革是根本性的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人们之间通过物的占有而发生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不建立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动摇和铲除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意味着占人类近 1/5 的亿万劳动者，第一次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从此可以不再任人奴役和剥削，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再由于失去生产资料任人随意支配，而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和社会的需要，安排和支配自己的劳动了。

所有制的变化决定着分配关系的变化，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与自己的剩余劳动被少数人占有的关系，而原则上是社会范围和企业范围联合劳动的关系；国民收入和消费品的分配，不再由资本的意志和占有资本的多少决定，而是当家做主的劳动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他们自己劳动贡献的大小决定。这些都是对生产力及其运行的巨大的带根本性的解放，都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生产关系确立时，它各方面还不完善，这种动力作用还发挥不出来；随着经验的积累，生产关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步调整、改革和完善，它促进生产力的作用肯定会日益充分表现出来。正如毛泽东所说：“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⑤。

不进行所有制的变革，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新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今天，中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⑥“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⑦这是客观规律，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谈。

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给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重要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表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并不高度发达，只要条件具备，有党的正确领导，也能够而且客观上要求绕过痛苦的“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生产力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是这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新的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摆脱少数剥削者的剥削和压迫，当家做主，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新制度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一整套适合国情的政策，是新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这些都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要求的表现。第二，在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般规律，有特殊规律。“首先造成

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⑧，这属于一般规律。特殊规律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因而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采取不同的道路和方法。毛泽东分析了这些矛盾的特点，如他对民族资本的两面性的分析，对中国农民的分析，都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涉及到的，或者涉及不多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贡献。第三， 中国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建立的步骤方法有独创性。比如对民族资本的改造经过三个步骤（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最后是全行业赎买， 让资本家拿定息，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有出路，“高高兴兴”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改造过程没有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波动，而是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合作化的步骤开始也是稳妥的，只是后来才急躁冒进了。第四，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当发现问题，意识到走过头的时候，又及时地做了一些调整。如 1958 年全国普遍建

立人民公社后，毛泽东发现所有制变得太快，在 1959 年郑州会议上，他提出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说：“如何过渡到大集体？总要有一个过程，我看不要急忙过，搞几年再看。现在还不能过，将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我看要另一种办法，要使得每个人不吃亏”⑨。又如发现养猪减少，农民对自留地有顾虑的时候，规定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规定自留地长期不动，等等。

当然，今天看，我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急了些， 步子按理可以慢一些，走一步看一看，再前进会更好；所有制的结构不合理， 管理体制学苏联的一套，搞得很死。这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有关， 这个问题下面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中国建立后，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当时全国各地的劳资纠纷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激烈；新中国的工人深感自己的地位变了，不愿继续受资本家的剥削，私有制明显地阻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资本家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扰乱市场，干扰国民经济，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向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生政权的进攻。农村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财富和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卖地讨荒的农民越来越多。怎么办？让其自然发展下去，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还是采取适当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新生政权面临的最大课题。从当时的情况看，让资本家继续扩大剥削，让资本主义自发发展下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进行三大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形势使然，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毛泽东不过是正确地反映和集中了这种愿望和要求，并抓住时机实现了这种要求。我认为把走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毛泽东的空想”，是违背实际的。

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多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慢一点搞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不是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吗？”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天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与当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不一样。一个根本不同是，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而那时恰恰相反。在当时情况下，不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起来，你不吃掉它，它就会吃掉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进行所有制的改造，很难设想有今天的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不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巩固不下去，政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要部分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两重性，即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它不能离开而必须依靠国营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这说明，这种“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恐怕才真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