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苏联经验，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新路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召开，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宗明义：“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强调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新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中公开阐述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随后又构思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便是它的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首先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经验相联系的。

他历来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反对提“技术一边倒”。以苏为戒，也不是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总结“大跃进”的失误后，他发觉对苏联的经验破得太多，又带头读书包括学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以下简称《教科书》）。后来还说苏联的领导变了，我们仍要学习苏联党

和人民的好经验。这种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反对完全以“风”为准、好走极端的“风派”，主张实事求是，洋为中用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以苏为戒，不等于对苏联的一切鉴别得那么清楚；探索新路，更非不会再有弯曲。他看到苏联 20 年中钢只增加 1400 万吨，思索中国是否可以用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957 年冬受苏联宣布 15 年超过美国、内部规定从 1959 算起在 12 年内达到共产主义以及集体农庄并大后很多事情

好办了一类“经验”的影响，他提出中国 15 年超过英国，并随即发动“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1958 牢因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致使中苏关系闹翻后，他那样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尔后又那样激烈反对修正主义，动因固然复杂，但不愿国穷受压，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这些因素，的确起了重大作用。

可是经济上以苏为戒，另辟途径，引发了“三年困难”；政治上以苏为戒，“反修防修”，导致了“十年内乱”。说明历史走“S”路，由合力促成而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欲速不达，求直反曲。前车之覆，后车可鉴。但只有自己经过多年开车包括翻车的实践，“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⑧，才能驾轻车而就熟路，从必然走向自由。可见师人之长或戒人之短，既要“知彼”更要“知己”。敢走新路的大抵是强者，尽管一次成功的少，而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又同如何看待“显著特点”密切关联。

他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1956 年 1 月他开始用“穷”与“白”表述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国情时，就说它“有两面性”。以后多次说它是“两条缺点”，又是“两条优点”；是“坏事”，也是“好事”。意在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民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使坏事转化为好事，“穷国将变为富国”

⑨。他对这一转变的艰巨性曾估计不足，但并未将穷与白简单说成“优点”。1957 年 2 月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他讲“富的革命就困难”，是要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革命的影响和腐蚀作用。认为中国“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仍是就富的“二重性” 而言，并无怕富乐贫的意思。

正是他，1955 年提出要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⑩。1956 年又将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为百年奋斗的长远目标，并把它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免从地球上开除“球籍” 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联系起来。早在 1944 年就强调区别马克思主义与民

粹主义，而 1957 年冬嚼了卫士带回的黑窝头竟为农村的贫困难过得流泪的毛泽东，绝不想搞贫穷的农业社会主义。他渴望广大群众早日脱贫，夙夜求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正是要更快地使祖国富强、人民富裕而又避免蜕变腐化和两极分化。

面对世界之最的众多人口，他不苟同于“人越多国越穷，国越穷人越多” 的恶性循环论，也不像美国艾奇逊那样把它看作“不堪负担的压力”或赫兽晓夫那样骂它不过是核战争中的“炮灰”。他认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1）。唯其困难，他先主张“饭匀着吃”，50 年代中期提出“计划生育”。“大跃进”中一看“人手”不够，又片面颂扬“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致使我国人口严重失控。但在经济落后而首先进入社会

主义的东方大国，他不怨天尤人，也不拿原则作交易，锐意进取，要依靠“一穷二白”的“六亿人口”改变“六亿人口”的“一穷二白”。这种自立自强的骨气和改造中国的志气是很可宝贵的。为此：

他提出想问题、办事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倡导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教育人民为了集体、后代、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着眼于我国是农业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说工业总产值即使占工农业总产值 70％，也不像苏联那样宣布实现了工业化，而应在长时期内叫做工农业国。强调“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不同意苏联那种不重视农业、不相信农民和竭泽而渔的政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后，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他提出“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2），并构思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指出对它还要看几年。但实践中急于求成。总结教训后，强调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经济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也有一个周期率，就是生产也好，建设也好，若干年比较低，若干年比较高，这么波浪式地发展。经过几年调整并鉴于世界科技迅猛发展， 1964 年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对比 1958 年的“小土群”和“放卫星”，这是他对“大跃进”的重新解释。纵观全过程，毛泽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出了问题，调整总结，挫而不折，继续奋进的大视野、大毅力是令人敬佩的。

他认定“六亿人口”是我们的“本钱”，说斯大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靠，只有靠群众。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他探索新路，强调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却又从坚持群众路线，发展到一切大搞群众运动，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也肯定它有“两重性”，并为此同哲学家李达辩论一场。类似这些真理过了头就变为谬误的事，的确带有“左”的特征，但不能由此断言他是唯意志论者。因为许多问题的发生，源于缺乏经验；不少问题“始作俑者”是他，发现最早、纠正最快最坚决的也是他。而总结后形成的共识如：破除迷信，尊重科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提倡读书调查；相信人民群众，加强党的领导；冷与热结合；虚与实结合；政治与经济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等等，至今仍熠熠生辉。

黑格尔说人们并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毛泽东则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确实，经过“大试验”，交过“高学费”，历尽磨练，有了比较的中国人民，今天更聪明更坚强了。这就是历史上一种形式的支付，常带来另一种形式的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