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说：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他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⑨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曾试图改变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提出“以苏联为鉴”⑩，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标志。

为什么在这时毛泽东要提出“以苏联为鉴”，进行自己的探索呢？

建国初期从苏联那里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五”计划时期，依靠正在形成的这种体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确实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复杂，发展目标和人民生活要求的多元化，这种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也同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对于它的某些弊端，毛泽东等人即敏锐地有所觉察。“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11）可以说，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国共产党人是发觉得最早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独特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既有过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痛苦教训，也有过从实际出发，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2）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所以他们很快就从建国初期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了出来，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并不完全成功，就是苏联的成功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国情；苏联的成功经验，也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民主革命一样，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自己来探索。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照搬照抄，言听计从，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传统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矛盾，更是不能容许！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3）毛泽东的心情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由此可见，改变照搬照抄的做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

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使人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严重后果，第一次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14）。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了盖子，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人们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重新考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不能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重新加以审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便更加明确了。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听取了 34 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之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15）。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论十大关系》开宗明义便说：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又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以后又说：1956 年 4 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6）。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7）。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有许多中肯的批评。但在公开发表时，由于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没有完全收进去，新近出版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作了补述（18）。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批评苏联体制的弊端开始的。为了从苏联体制的缺点错误中摆脱出来，走自己的道路，他既批评了苏联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批评了国内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并初步总结了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在经济建设的布局和资源调配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一条）。毛泽东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他批评苏联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他提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论十大关系》讨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第二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三条）。提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能离开经济建设来片面地强调国防建设。

毛泽东提出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7 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而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说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第四条）。指出“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这显然是指高度集中的苏联管理体制的弊端，他提出要给工厂企业以一定“独立性”。关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他指出：“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那样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五条），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很显然，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苏联管理体制中由于中央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从而损害了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缺乏活力的弊端；试图建立与苏联的管理体制有所不同的，能够调动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更为灵活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党和非党的关系（第七条），明确宣布我国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讲话原稿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正是鉴于苏联的教训，同时也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才明确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第八条），毛泽东作了“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估计，一反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反革命愈来愈多的估计。讲话原稿说：“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

教训，毛泽东宣布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

在政治生活方面，还讨论了是非关系（第九条）。毛泽东提出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讲话原稿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在这里，已经孕育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第六条），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他提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毛泽东所阐明的处理这些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初步提出了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方针，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比苏联更为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中外关系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第十条）。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虽未点名，但显然是批评苏联领导人盲目排外、自我封闭的错误倾向。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但又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他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要面向世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批评了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反对“贾桂思想”，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走自尊自强自立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这十大关系，无一不是同苏联作比较，试图在苏联道路之外，找到一条比苏联道路更好的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便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尽管在 1956 年毛泽东还不可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有透彻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已经提出若干中肯的问题；尽管还未从总体模式上对苏联体制有什么突破，但是已经触及到苏联模式的若干重要方面。《论十大关系》，既是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成功之后，试图从仿效苏联模式，“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积极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良好开端。毛泽东在当时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许多批评，在党的领导层中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示范和推动下，党内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新风。到中共八大，全党的探索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诸如“八大”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的“三主体三补充” 的方针；李富春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开了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