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速发展战略

毛泽东从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天起，就把速度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把高速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着一种时间上的强烈紧迫感。他把速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当作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看待。他多次提出关于发展速度的设想，例如设想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设想 10 个到 15 个五年计划建

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设想几十年或 100 年追上或超过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又提出工业化的速度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应相应地加快，等等。他提出的一些口号——包括正确和错误的口号——往往都包含着高速度的思想。

今天看来，毛泽东关于发展速度的具体设想，有些比较接近实际，也有些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发展速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当时也不够清楚，例如简单地把钢铁等几种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作为整个发展速度的标志，以及对于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认识不够，等等。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下的我国经济建设有过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也有过大起大落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的损失；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速度，总体上不算慢，但也不如预期的顺利。这都是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总结的。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所具有的合理性。事实上，我国在战略决策上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

高速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毛泽东有过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16）。当然，这些话并不能解释和辩护 50 年代末“大跃进”的错误，可是它比较好地概括了高速发展思想的本质，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超越。

前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尾随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不仅在一段时期内、而且在长期的战略思想上满足于向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产品，或接受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甘当资本主义发展队伍中的“二传手”、“三传手”，不追求改变发展水平上的先后次序——这是依附式的发展；另一种是力求打破这种次序，虽然在战术上下排除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但在战略上却以超过这些国家为目标——这是摆脱依附的发展。两种发展战略所代表的，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观，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面和历史观。毛泽东的高速发展思想，意味着中国选择的是第二种战略。

为评价这一战略的得失，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近来发展理论中流行的所谓“雁行模式”理论。在这种模式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依次排成一支“雁队”，在一个统一市场体系下，从发达国家组成的“头雁”开始依次向较低水平的国家淘汰和转移过时的产业和技术，而只有排在同一位置上的那些“大雁”才有资格彼此构成竞争对手，至于不同位置上的“大雁”，由于产品的技术等级不同，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例如在亚洲，“领头雁无疑是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紧随其后，接着是东盟四国⋯⋯”，但是人们发现，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虽然不是其中的一只雁，但却是一只与雁队比翼而飞的其他种类的大鸟；对于雁队中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大雁，中国在各种工业生产水平上都具有互补性和竞争的潜力。在某些领域，中国正在或有可能与日本和新兴工业国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也仍在生产一些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与东盟四国竞争。”（17）这一情况有如下图：

日本←⋯⋯⋯⋯⋯⋯⋯⋯⋯⋯⋯⋯⋯⋯⋯⋯ “四小龙”←⋯⋯⋯⋯⋯⋯⋯⋯⋯⋯⋯⋯⋯

中国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雁行模式”对于说明今天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部分合理性。对发达国家来说，接受这一模式意味着不必担心发展中国家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阶段内接受这一模式也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模式。中国处于“雁队” 之外、部分领域已可与“头雁”竞争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战略选择——争取打破常规的高速发展——是与众不同的，并且这种战略至少已经部分地取得成功。

因此，毛泽东关于高速发展的思想——我们说过，这一思想的本质是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超越资本主义发展——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在许多重要领域（包括部分基础工业和核技术、航天技术等若干高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他在速度问题上的失误不是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的失误，而是由于对客观实际的估计、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等）不够准确，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在经历挫折后，毛泽东开始注意进一步研究平衡与不平衡问题，补充了他以前提出过的波浪式前进的思想，使得高速发展的战略思想向着比较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在 1992 年的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以及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的思想，是对毛泽东这方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应该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正确的战略思想与科学的实际决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