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力竞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

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多次强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30）。他所说的力量，实际是指综合国力。他除了在比较分析了日中两国军事、经济、政治、人口，地理自然条件和国际条件等实力的特点之后，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31）；他还更具体地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2）以及战争是“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之上的“主观能力的竞赛”（33）。

如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那么，和平时期的发展同样也是力量的竞赛。而且，在这个综合国力中，过去占有突出地位的军事实力的意义下降，其他实力的意义上升，特别是经济科技实力成为核心。这种综合国力竞赛的激烈程度和意义的重大，一点也不亚于战争时期的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实力较量。所以我们必须注重增强实力，以赢得国力竞赛。

既然是力量竞赛，就有一个你追我赶、此长彼消、东升西落等等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列宁对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各国实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作过深刻的理论揭示。

毛泽东的实力竞赛说，也包含着丰富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的论述。甚至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 1957 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的基辛格博士也赞佩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写的，这两篇文章在平衡观念以及使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适应中国情况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34）

毛泽东在对日中两国诸种国力要素的优劣作了比较分析之后，指出：“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根据这样的实力对比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且在其第一阶段采取战略守势、防御的方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
当出现这种实力地位易位的情况，战争地就到了中国战略进攻阶段。即毛泽东所说的“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37）我们看到，中日战争这场力量竞赛，此长彼消，实力对比发生了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实力地位易位的新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这场竞赛的进程和趋势。

历史已经验证了中日战争以及在这之前、之后发生的力量竞赛此长彼消、东升西落、你追我赶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及其结果。例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德国的国力之跳跃式发展并赶超英国、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并使国力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使其综合国力位次逐步上升等等。因而，若看不到后进可以赶超先进、弱可以变强，或者过于看重落后、弱点、劣处，视落后为永远落后，这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则是悲观消极。毛泽东批判了抗战中以亡国论为主的悲观论者，这对于今天综合国力竞赛时代的悲观论者也是适用的——“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38）

另一方面，一个后进国家实力的上升，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老大的落后国家，更是如此，即使你的发展速度总是保持优势，那要赶超一个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也是要假以时日的。何况发展是曲折的，而且竞赛对手也是在发展的。因此，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批判了抗战中的亡国论、悲观论之后，指出：“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39）当然，不能速胜，“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40）如果说在战争的力量竞赛中，不心存紧迫感，不发奋努力，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末在今天的综合国力竞赛中，不只争朝夕，不发奋努力，则有落伍衰亡之虞。

应该指出，这种为赢得国力竞赛而进行的努力，是各个方面的综合努力。日本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综合”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威胁本身就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和相互关连的，另一方面是指用以对付威胁手段也必须是“综合”的，即“综合”运用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发挥确保国家安全的综合效果。而在这之前 40 多年的毛泽东《论持久战》那里，除了分析的国力已是综合的外，也指出来自外部的亡国威胁是综合的——“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的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41）因而毛泽东还指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赢得胜利的方法、手段、努力，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综合的——“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少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42）。

综合国力，需要综合努力。毛泽东关于综合国力的丰富思想，不仅是今天综合国力研究的重要理论渊源，也是今天综合国力竞赛的重要指导方针。综合上述，毛泽东国力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静态的国力要素综

合论（本文第一至四部分）与动态的国力发展不平衡论（本文第五部分）。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国力思想的两个方面在邓小平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首先，毛泽东分析了战争时期的国力竞赛并指出这种国力是诸种因素的综合，而非片面的单一要素。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各国也进行着其意义不亚于战争时代的激烈的国力较量。如何看这种当今时代的国力，邓小平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43）其次，邓小平把综合国力摆在了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备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项标准之一的高度——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4）这无异于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我们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之一。再次，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这抓住了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寒力，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上不去，政治、军事等等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都上不去。而经济实力大小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增长速度对于中国这样的原本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至关重要。停滞不行、慢了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因为这样只会使我们的经济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永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最后，邓小平提出的百年奋斗三个阶段的构想，是把我国综合国力一步一步搞上去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只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必定会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以增强并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还要看到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曾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5）可惜从 1966 年开始，我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政治动乱之中，耽误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是邓小平把在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百年（从建国算起）具体化为三步走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已经实现了第一步的目标并将在本世纪内实现第二步目标，

这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最近所强调指出的，“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使我国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46）作到了这一点，就为在下个世纪前 50 年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