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上的主要失误

正如所有革命领袖和伟大思想家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失误。有些失误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判断，成为形成党的路线的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直接损失。值得研究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本质概括。我们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这种矛盾还可能激化，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继续解放生产力，坚持基本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生产关系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可以分为 1958 年前和 1959 年以后两个阶段。1958 年前，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清醒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8）进行三大改造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通过所有制的改造，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需要（39）。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他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0）。1958 年，他全力以赴抓生产力，亲自抓工业，抓农业，抓国防，

抓“三线”建设，说“三线建设不好，我就睡不着觉”。他过问大江大河的治理，关心灾区；他指导密植、养殖、积肥，以至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 的时候，仍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

可是从 1959 年夏天起，特别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及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势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未能把正确的思想贯彻到底，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变，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不可能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把生产关系看成是高于一切、可以离开生产力状况而随意调整的东西。

他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一般原理的分析是透彻的，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也曾尽力做了符合实际的分析。例如，1959年刮“共产风”的时候，他提出“开倒车”、“泼冷水”，反对急于过渡，反对贫富拉平，反对“共”农民的产。他提出切莫“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41），提出改变所有制，“（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42）。但总的说来，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完

全弄清楚，理解和处理有片面性。他把公有制的先进性绝对化，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是固有的，不管客观条件如何，似乎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变革得越快，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越纯，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他对生产力水平低条件下的非公有经济缺乏分析，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一律不再适应生产力增长的要求。他出于对中国劳动群众早日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希望尽快消灭一切私有制，最好一个早上就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共同富裕的新社会。

他没有充分意识到，任何社会形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都是具体的，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也是具体的。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虽然比过去有了发展，但仍然落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有不同层次的。我国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又存在大量落后的半机械化劳动和手工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必须与这种状态相适应。他也没有科学地分析我国劳动者这一主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他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过高地估计了农民要求集体化的一面。他看到了农民要求个体经营与集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但认为集体经营的要求占主要地位，把正确反映农民要求的思想斥为“小脚女人”。这是他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急于将个体农业改为人民公社，认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认为在几年内可以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原因。他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远离我国的现实。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要求，寻找适当的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机制和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他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研

究。总之，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是进步的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公有化程度来评价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而只能用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否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这一主要的客观标准，来判断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3）。

第三，他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

他为了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努力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他下去调查，找各部门请教，博览群书，从《资本论》到种籽学，生物学，地矿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读；他研究农业，研究工业，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电子、中子的结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 1960 年的几年内，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八字宪法》、《鞍钢宪法》、

《工作方法六十条》、《党内通信》、《关于基本粒子的谈话》等著名篇章。这些充满辩证法和智慧的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不仅指导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今天读来也深切受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一再告诫我们要尊重而不要违背客观规律，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说：“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44）。1959 年他很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45）。

但是，他还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过高过急，发动了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理由只有一条：“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46），而没有考虑客观能力如何。他提出“十年赶上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47）。还提出“七年内消灭文盲、四害，完成乡电话网”（48）。“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49），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