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是国力的基础和核心

相应于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爪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相应于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过去的国力概念一般归结为军事国力概念，经济实力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是现实强制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在 80 年代日本的综合

国力研究中，对国力诸要素的重要程度的评估，经济力居首位，为 77.9 分，

科技力次之，为 67.7 分，军事力排政治、教育之后的第五位，仅为 22.1 分。

在 60 年代联邦德国教授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那里，更是贬低军事实力的意义，主要是以钢铁和能源来设计其“国力方程”。如果说日本、联邦德国出于其本国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实际国情，而在其国力要素评估中过于看轻了军事实力的意义，那么在最看重军事实力的美国，而且还是在美苏军备竞赛方兴未艾的 70 年代，军事实力在国力中也已不再是居独占鳌头的地位——克莱因对其国力中物质要素的评估，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列，各为 200 分，人口和领土各为 50 分。因此，尽管对经济实力具体的评估存在分歧，然而仍可以说人们已经对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有了基本的认识：未来的主要对手和威胁，来自经济、科技方面而非军事、政治方面； 未来的国力竞赛，是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而非军事实力竞赛；未来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的以经济（或经济科技） 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状况而非军事实力状况。这种看法特别是在美苏争霸格局崩溃以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军事等，并非今天才有的“新观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40 多年前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连西方学者都接受了唯物史观。他们只是受客观实际所迫，接受了经济起决定作用的现

实）。而毛泽东在其 30 年代前后的著作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经济在国力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特别是论述了经济对于政治、军事的基础作用。

关于经济是政治、军事胜败存亡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政治暴力决定论时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 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④“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⑤。

即便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的。早在1928 年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同其他政治的、军事的、地理的条件一并（这无疑是综合实力的雏形）作为工农武装割剧存在和发展所需具备的条件⑥。以后又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都把经济作为苏区（或根据地或解放区）存在与发展和战争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他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⑦。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⑧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的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⑨在经济建设不是中心任务的战争时期，毛泽东尚且极为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那么，对于和平建设时期，他更是把经济作为国家昌盛的物质基础、国力强大的核心内容。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规划着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他指出：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⑩。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

战后那些迷信军事力量、追求军事霸权的国家，尽管其军事实力一时得到膨胀，但拖累了经济发展，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实力基础，必然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力。严酷的事实迫使他们正视经济这一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物质基础。于是，人们开始感到《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有关于‘军事实力潜力’而没有关于‘经济实力潜力’的词目”，“不那么令人鼓舞”，希望下一版的《国际百科全书》补遗（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