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失误也是应当总结的，特别是他的理论失误更应当认真研究。

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应当说明的是，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不是为了否定他的伟大功绩；也不是为了混淆视听，模糊重大政治是非界限。指出错误，正视错误，是为了使“向错误学习”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对待其他这类错误一样应当采取辩证的否定态度。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然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地认识我国的社会实际，也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而发生的，那末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轻蔑地、浅薄地看待他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其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通过对

历史的反思，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毛泽东本人就说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做一种耻辱，要同时看做是一种财产。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正是采取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一方面纠正他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他的正确思想。如邓小平本人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好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③这些话概括他说明了新时期以来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邓小平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怎样认识新时期邓小平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焦点之一，也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

邓小平比毛泽东小 11 岁，但却几乎是在同时代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自

30 年代初起，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本本主义的共识，就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在江西中央苏区，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指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④，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⑤。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他的工作都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在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前期的党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过党的不少领导人和负责人，但从未批评过他；并且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讲过：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标志着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对邓小平的认识发生逆转。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曲折经历是人们熟悉的。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能够正确地对待过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间，实现了罕见的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了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来审视一切的“自我”。邓小平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但他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荣辱，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以个人这种特殊经历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还表现在无论全党怎么拥戴，他始终不当第一把手，不断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率先传、帮、带。在 1989 年以后又提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坚持完全退下来，选择第三代领导人进行政治交代。这种非凡的政治人格，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

第二，超越了毛泽东的晚年。毛泽东长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要认识并否定他晚年的错误不是容易的。“两个凡是”是一种历史现象。邓小平的卓越智慧就在于，他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清算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把我们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扳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通过这个超越，他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第三，超越了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邓小平尊重实践第一原则，非常关注新情况和研究新问题，并且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通过总结 70 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 40 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大胆地提出和肯定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逐步地形成和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几十年被尊奉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但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三个超越，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伟大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辉煌。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历史巨人也如此。如果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在 1935 年的遵义会议到 1956

年中共八大前后的 20 多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末上述三个超越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则是邓小平的黄金岁月。人们已经公认，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是以他为主要代表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结晶是以他为核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谓邓小平新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概括他说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研究两者关系的政治指针。下面分别阐述两者的继承与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