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苏联模式，

求索新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思路。1956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揭示的十对矛盾，说到底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影响同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当时我国是区别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着手改革具体制度即体制较早的。从这年春到 1966 年夏，时断时续地有过三次改革探索。毛泽东在这方面留下许多论述和设想。

经济方面，坚持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所有制结构上，他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私营大厂 20 年不没收，华侨投资 20 年、100 年不要没收。突破了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部分非公有制存在。当时这是需要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的。

在分配问题上，他对“资产阶级法权”有过误解。但不满意苏联过分强调物质鼓励，提出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和“钱能通神”，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在管理体制上，他提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1958 年向地方分权，企业下放多了快了，造成混乱，有点半无政府主义，便适当收。1966 年 3 月又说收多了，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这种“分”与“集”、“放”与“收”的反复，表明对原体制的改革尚未找到真正的症结。但他强调企业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国有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所有权不能变，“独立性”只能在经营权方面，实际上触及到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的问题。他认为公有制建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由他制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至今有的西方国家仍在研究。1964 年他赞同试办工业托拉斯，说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要按经济法则办事，按经济渠道办事。

在计划工作上，他开始突破苏联所谓计划就是客观比例反映，就是指令性计划，就是法律等传统观念，认为经济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的计划。吸取“大跃进”中基本上没有宏观控制的教训，他强调全面规划，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重点地协调发展。

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他 1958 年一度困惑。随后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主张和做法。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并用全民与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存在说明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他则进一步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提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都是商品；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生产领域都起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这些都很有见地。

他说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国原来商品生产很不发达，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这些论述很精辟，仍有现实性。但他将价值规律同计划需要相对立，这是不正确的。

政治方面，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进入社会主义后，其性质已是无产阶级专

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13）。

政府体制，继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苏联的“苏维埃”或西方的“三权鼎立”。同时强调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要精简机构，建议党政机构砍掉 2/3。国家结构，继续实行同民族区域自治结合的单一制。1958 年 3 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苏联俄罗斯族占 50％，少数民族占50％；而中国汉族占 94％，少数民族占 6％，所以不能搞加盟共和国。但 1956 年就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14）。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政党体制，提出“搞两个万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它不是西方的两党制，也不是苏联那样把其他政党搞光，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的一党制。

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苏东剧变而我国稳定的事实表明，上述政治体制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5）。

为了改变政治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他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要巩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不至于出现地区割据。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共八大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并准备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这是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终身任职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最早酝酿。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他中心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提出一人称霸，不让他人讲话，听不得相反意见，难免要跨台，要“别姬”。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认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建立。这就从政体上把问题说深讲透了。

总结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多次尖锐批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三风五气，猫鼠关系，做官当老爷等严重脱离群众、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现象。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与群众同甘共苦，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同时制定了学习、整风、干部下放、将军当兵、调查蹲点、参加体力劳动等制度。这些反腐防变措施在当时起了良好作用，党风、社会风气比较正。

思想文化方面，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鉴于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和行政粗暴干涉学术问题，他认为：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6）。1956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后又论证要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宣布领导我们国家应当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话，发扬民主。

对外开放方面，《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当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囿于两个阵营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是不愿提或不敢提的。他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同时要坚决抵制和

批判西方“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反对“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的奴隶思想和“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1958 年他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由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和压力，难以全面实现。但他仍不放过一切同外国经商、交往和寻找突破口的机会。1964 年他表示只要日本企业家愿意，他们可以来大陆投资设厂、开矿。70 年代初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打开阻隔中美 20 多年的屏障，使我国全面走向世界和更快奔向现代化。他从来认为中国是世界一部分，社会主义“是国际的”，没有也不会”终生搞自我孤立和闭关锁国”。

毛泽东通过上述设想和变革，试图消除苏联僵化体制的影响，探求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7）。在阐发这些思路时，又总结概括了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

（18），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高瞻远瞩，影响深远，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

由于种种原因，总的说来他还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中进行改进和调整。其思路有些实现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中途改变，有的始终停留在字面上。特别是“文革”搞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更远离了改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初衷。经过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出现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和万千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