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第二次革命”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创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腾飞的宏伟事业，而且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已经并正在引起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其所以是一场革命性质的变革，关键在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的，而不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量的积累和发展，也不只是对原有体制的修补、微调和改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也是改革开放，这就要求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性质、意义作出新的分析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崭新的命题，就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最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邓小平。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观点并不是“从一个人的脑筋中”突然“钻出来”的，而是随着新时期社会实践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逐步形成的。这一观点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论断。1978 年 10 月 11 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

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③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一次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也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这一命题和观点的首次明确昭示，问题是当时还没直接涉及改革，也没有引起我们一些同志的认真领悟和充分重视。

——1982 年和 1984 年关于精简机构和农村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论断。1982

年 1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⑤ 1984 年10 月 6 日又在一次谈话中说道：“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并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明确地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认为革命的对象是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旧的体制，并预言这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将从个别领域向全方位推进。

——1985 年和 1986 年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命题的

确立。1985 年 3 月 28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前景就困难。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⑦。1986 年 4 月 9 日，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又一次说道，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⑧。在这两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以后，他还在其他场合多次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据查至少尚有五次之多，一般他说，革命就是要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因此，邓小平把当时我们已在进行的农村和城市的改革称之为“革命”。然而重要的还不仅在于此，而是他把这场革命界定为继我国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当代第二次革命，从而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我们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新观点。遗憾的是当时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以致未能收入后来编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之中。

——1992 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丰富和发展。这篇谈话一开始就精辟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

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这一段话，把革命与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连贯起来，赋予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以更加严整、更加丰满、更加深刻的内涵，不仅对全篇谈话收到了开宗明义的效果，而且具有振聋发喷的作用，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郑重对待、深入理解和认真掌握这一重要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使耳目为之一新，思想获得很大的解放，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