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本与治标：毛泽东抓住了长江水利的要害

治水，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项伟大实践，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责任。出人意料的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来讲，这项任务的到来是那样突然，那样急迫，那样猝不及防。

1949 年夏季，当百万大军挥师南下，一个新的人民政权正在酝酿诞生的时候，万里长江突发大洪水。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警告！此时此刻，中华大地饱受战争的蹂躏，百孔千疮，百废待举。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1950 年 2 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当听说工程使用寿命只有 20 年时，毛泽东十分干脆地说了一句：“20

年够了。”当即拍板定案。该工程于 1952 年动工建成。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荆江分洪工程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只要根除水患的治本工程建成之后，这一治标工程就可以弃置不用了。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冬季少雨，是长江的枯水期；夏季多暴雨，是长江的洪水期。在正常年份，长江靠自身的河床泄洪入海；在大水年份，当河床不足以泄洪时，多余的洪水就会在江堤的薄弱地段决口泛滥，造成田淹、房倒、人亡的大水灾。荆江分洪工程的作用，就是用人工调度和控制的办法，在大水年长江洪水位超过荆江大堤防御能力时开启荆江分洪闸，削减洪峰，将多余的洪水蓄积在荆江分洪区内，以提高荆江大堤的安全度。因为荆江分洪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在分洪之前可以有计划地将分洪区内的人财物转移到高地安全区，可以尽量避免人畜伤亡和减少财产损失。但是，由于荆江分洪区并非天然水域，而是良田万顷的居民区，一旦分洪，免不了田淹屋倒，造成很大损失；每次分洪，政府必须拿出大笔钱来补偿分洪区人民的损失，还要保证汛期人民生活，组织汛后重建家园。这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战略，牺牲一部分，保存另一部分，乃不得已而为之，因而是治标的权宜之计。

那么，什么是治本之策呢？治本，就是在长江上游的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1953 年 2 月，毛泽东为了谋划治水大业专程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舰上促膝长谈，探讨治江良策。林一山指着长江规划草图上的大小水库，介绍了长委会计划在长江干流及支流上逐步建一系列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举起右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呢？”

林一山回答：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又伸出手，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这是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晤谈。这次谈话之后，林一山立即组织专人调查研究，看看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峡工程，究竟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结果发现，四河工程只能控制长江上游的局部地区雨洪，而从四河工程到宜昌的大约 30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如发生雨洪则无法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仍然存在。结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讲，当时还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峡工程的问题，还没有急急上马的意图。在他的思想上，三峡工程尚处于酝酿阶段。

仅仅过了一年时间，1954 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势急转直下。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虽对江洪有所缓解，但中南重镇武汉仍然危在旦夕。数百万军民昼夜奋战，拼死抗争，终于保住了武汉，免除了灭顶之灾；但长江、汉江干堤仍有 64 处溃口，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境内

受害农田就达 20000 多万亩，受灾人口 9000 多万，死亡 3 万多人，南北大动

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 100 天。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警告！

必须尽快根治长江水患！毛泽东坐不住了。长江大水之后，毛泽东亲临武汉视察。他挥笔写道：“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望着洪水消落的长江，毛泽东在思虑：三峡工程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1954 年 12 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急召林一山面谈。在列车赴京途中，毛泽东与林一山主要探究了三峡工程的技术可能性问题；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这表明，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6 年 7 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他修建三峡大坝的强烈愿望和情怀：“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此时，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研究三峡工程的苏联专家已经来华工作，三峡论证已经全面展开。

1958 年 1 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修建三峡工程应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

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

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率领有关负责干部和科技专家共 100 余人察勘了长江三峡，研讨三峡工程问题。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

同年 3 月，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意见》明确指出：“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并提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 1959 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在

1962 年—

1963 年交出。”从此，三峡论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很快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荆江分洪工程到三峡工程，由治标而治本，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这就是毛泽东治水谋略的基本思路。整个三峡论证都源于这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