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为开端，5O 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但是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全党上下在探索中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并不深刻，也不牢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虽有发现，但并不等于在自己的实践中已经学会了避免类似的错误。所以当国际上出现反苏反共浪潮，国内出现资产阶级右派的活动，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很快发生了逆转，使“八大”前后的有益探索受到冲击，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因而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以致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次严重挫折。“八大”前后的许多正确认识和主张，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浪潮所淹没。加之 60 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论战，中国党由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进而走向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长时期以来，苏联模式一直成为人们判断姓“社” 姓“资”的标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终究没有摆脱苏联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由国家统得过多过死、排斥市场机制、缺乏活力的传统模式。毛泽东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

但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迷信外国经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却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继承了毛泽东的未尽事业及其探索精神，有继承，有发展，也有超越。

邓小平以其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极其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19）正是鉴于“搬用别国的模式”以及中国党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反复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0） 要适合中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 亦即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 50 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向。

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 在这里，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划时代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

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飞跃。所谓“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这个层次上说，是指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层次上说，是指学习苏联，仿效苏联模式。归结起来，所谓“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这就把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混同了起来， 把苏联模式视为各国普遍适用的共同模式，从而忽视了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这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各国普遍适用的模式，并非一个中心、一条道路，列宁早就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有一致性、共同性，但是不同的国家是通过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发展道路来体现的。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从根本上说，是各自独立的运动，如果套用一个统一的公式和固定的模式， 必然脱离本国实际而遭受挫折，实践证明是不能成功的。唯有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寓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所谓“走自己的道路”，就是指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又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摒弃照搬照抄别国模式的错误做法。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要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对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模式，寓社会主义的共性于“有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

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力鉴戒”，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从总体上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找到了新的实现形式：第一，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以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和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在经济格局方面，突破了关起门来搞建设，发展单一的内向型经济的传统格局，确立了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 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的新格局。

显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这条道路的开创，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持和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自己的道路”，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及预见，毛泽东也未能解决的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