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一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在改革目标追求上，毛泽东带有理想化色彩，力图通过改革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更多地注重实际，旨在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使改革真正成为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矛盾？如果说有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什么？这个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陷于困惑，在实践中埋下隐患。这正是促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即将完成之时，即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的一个主要历史原因。

1956 年至 1957 年，毛泽东集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

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要文章。文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尤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指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是实行“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 34 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重要成果。这篇重要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辩证关系，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结构的思想。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

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虽然不是直接出自于毛泽东，但是在“八大”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毛泽东是同意“八大”的表述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思考。

1956 年 12 月 4 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①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文中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明确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不久毛泽东即明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以后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这篇重要讲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集中思考。

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于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重要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系统理论的成熟形成。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投注如此大的精力，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就是为了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通过什么动力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实践动机，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观点中，萌生着、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主要包括：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过程。社会矛盾运动和矛盾的正确解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具有长期性。一个矛盾解决了，将会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正是社会矛盾的这种连续性和长期性，构成了社会主义长期的辩证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矛盾从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社会主义通过自身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的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制度的改革，与技术革新一样，是必然要发生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一种多层次的矛盾结构。这种多层次性，决定了必须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康地发展。因此，改革绝不能削弱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以上五个方面，揭示了一条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正

确解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的精髓，在于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光辉思想，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思想理论的提出、形成和完善，渊源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和改革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基本出发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为前提，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为目的，这本来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事情发展的结果却与毛泽东的初衷相悖离，不久即导致了 1958 年到 1978 年长达 20 年的“左” 的倾向。这种历史现象发人深省。这种历史失误，缘于对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认识。毛泽东一生以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为己任，以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尽快向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迈进为崇高理想。这种伟大的思想和品格，同时也带来了他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的追求。这是 1958 年以后他在领导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上连续犯急于求成错误的一个主观因素。当然，当时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由于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还缺乏成熟的经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解放而激发的高涨热情，这一切，都是进一步促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追求的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生产力方面大跃进，生产关系方面大过渡，上层建筑方面大革命，以及消灭社会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等一系社会变革措施，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追求的倾向。当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已经发生相当大差距的时候，他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避免改革犯超阶段错误的重要历史鉴戒。

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相比，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突出地具有实践性品格。首先，邓小平一贯把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作为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根本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其次，邓小平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握改革开放进程。他把人民的利益彻底引入社会主义范畴，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从而使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邓小平善于从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上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他既强调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远大目标是按照社会发展总规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又着重强调要把基本着眼点和主要注意力放到深入研究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上。由此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的一切步骤和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第四，邓小平立足于时代，把中国的社会变革放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认识和把握，特别提醒国人，迅猛发展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又是一种可以更快发展自己的良好机遇，改革与发展，必须把着眼点放到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上。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因素和文明成果，以增强社会主义的实力和优势。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

在继承、坚持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观中正确因素的基础上，作出了多方面创造性发展。正是这种创造性发展，使改革开放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涵，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