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

毛泽东富于个性的工业化理论，决定了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显示与传统思想相悖的逆向思考。

例一：保证两个积累。

毛泽东摈弃斯大林“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区分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为农业自身的积累，实行保证两个积累而不是只有前一个积累的政策。他说：“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⑨苏联的办法只要前一个积累。从 1933 年到 1957 年的长时期国家对农业产品一方面高征购，另一方面低价格，把农业生产总值的 40％以上聚敛自己手里支持发展重工业，农民不堪重负，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一个材料说，1933 年以前的农产品征购政策几乎把农民生产的产品全部拿走，在卢布购买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贬值 20％的情况下，付

给农民的粮价竟然比那时低两倍。农民为此反抗的结果，造成 1932—1933 年冬季大饥荒⑩。后来虽有调整，却未能改变损农伤农的基本格局。毛泽东讽喻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经济史表明：从农业部门获得积累几乎是工业化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政策。美国自 1810 年工业化起步至 1890 年工业份额在工农业结构中占居优势

地位止，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长达 80 年左右。日本国上述过程持续 40 年左右。此后，出现工业积累向农业回流，进入以工养（补）农时期（11）。

进一步研究显示：即使排除工业化时期人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由于工业部门显著优越于农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条件也会导致农业利益向工业的流失。历史地看，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第一，它有利于工业基础的建立；第二，它客观上将推动本部门向近现代化的转变。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政策实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使保持在农业可承受的限度。

新中国建立后视政治经济状况有步骤地适当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差，调节工农利益，协调城乡发展。1956 年匡算，国家从农业征税约为农业总产值8％，从工农业产品比价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过 12％，合计大约 20％，不及苏联（45％）的一半。旧中国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最小的时期为 1930—1936 年，此后逐渐扩大，1949 年达到最高峰。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即 1950 年时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比 1930—1936 年仍高出 34.4％，到 1958 年二者缩小了38％，已低于那时（12），与此同时，农业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发展。即使如此，农业发展滞后仍使毛泽东不安。1956 年同 1952 年相比，重工业增长 162.3

％，轻工业增长 104.9％，农业增长 20.5％。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由于供求缺口过大已实行统购统销，其他农副业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产品也日益短缺。要多发展农业除适当增加国家投入，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先让农业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办工业下明白这个道理，取之无度，工业也难以为继。

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计算成本，进行经济核算；要研究价格政策，利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粮生产，虽然并不是提倡就普遍涨价，但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谷物没有利润，卖粮食不赚钱，不会有人干。

当时，也有较为偏激的意见，不对城乡和工农的现实差别作具体分析，离开发展生产单纯要国家拿钱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认为也不可取。他坚持农业自身的积累和为工业化的积累都有必要，都应该保证。究竟二者比例如何，他期待积累经验，也希望经济部门研究。

例二：兼顾积累和消费。

同斯大林抑制消费的高积累政策不同，毛泽东重视消费的作用，主张实行兼顾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政策，以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又一前提，将社会总资本从价值形态上区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即 c＋v＋m。两大部类的交换实际是 I

（v＋m）同 IIc 的互换。只有在它们相等的情况下，才可能既顺利实现物质转换又得到充分价值补偿，以便再生产在原有规模上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把公式 I（v＋m）＝IIc 视为再生产理论的基础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扩大再生产归根到底也不能违背它，否则迟早会受到惩罚。

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中经常依靠牺牲人民消费多积累，以扩大生产特别

是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也确实收到成效。列宁曾观察到这一现象，指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13）。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14）。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曾经反复出现另一经济现象——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列宁在讲到上述问题时，理所当然地持谨慎态度，加了限制词语。斯大林在选择有限的历史空间要人民束紧腰带建立苏联工业化基础的做法，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对上述规律的某种应用，他也仍然不能避免承受生产与需要严重脱节的灾难性后果。据统计，苏联在 1917—1950 年间甲类工业（生产资料）增长 39 倍，乙类工

业（消费资料）增长 9.2 倍，农业仅增长 1.8 倍（15），近乎停滞，其中粮

食、马匹、猪、牛、羊的产量比 1917 年以前的水平反而下降（16）。苏联食品供应长期不足，日用消费品极为馈乏，而且品种单调，款式陈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人民积怨甚多。东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做法严重破坏本国经济平衡，以致引发社会政治危机。毛泽东严重注意到这一事实，警告中国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方针是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统筹兼顾。

毛泽东确立的原则是：一方面提倡长期艰苦奋斗，使国家有积累；另一方面又一定要关心群众痛痒，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例如随经济发展适当调整工人工资；在正常年景下多数农民能增加收入，不能增加的尽量不使减少，即使减少的也要及早想办法，等等，总之，使人民在增加生产中得到好处，从国家发展中看到希望，从而把国家建设当做自己的事业。

例三：先安排轻工业农业再安排重工业。

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提出首先是针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1956 年由于建设规模过大挤了当年生产，市场供应较为紧张，人民生活诸多不便。为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寻找制约建设规模的办法成为经济工作关注的目标。毛泽东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同时，继续自己的思考，认为沿用苏联那种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轻工业、农业的办法可能是问题所在，应该把它颠倒过来，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他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说那个安排就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放在其次，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给轻工业和农业多少钱和物要看保重工业以后有没有剩余和剩余多少，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当然不容易保证。所以，他提出今后要采取另一种方法，先搞轻工业和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他解释先搞轻工业、农业，是指首先保证它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在整个投资中重工业仍是居多数，即使把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到七比一甚至六比一，重工业也还是多数，就是说，轻工业和农业也并不是可以下受制约。但是，按毛泽东颠倒过来的办法安排国民经济，轻工业和农业才可能不被挤掉，人民消费才有保证。

在一个时期里，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及后来发展力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原则，曾被局限在计划程序的范围，未能穷毛泽东的深意。这也许是由于毛泽东仍旧使用的几种提法容易造成错觉的缘故。例如他在谈到重工业时继续说它仍然是建设的“重点”或“中心”，“必须

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等等。然而，究其实，“但”字文章已改变了传统提法的内容，他真正强调的是重工业与整个工业对于农业的依存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17）他独树一帜的方针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所谓重工业仍然是“重点”或“中心”余留的意义，如他本人所说主要是指重工业在整个投资比例中也还是“多数”，并不因为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有所改变。从总体观察，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19）。

毛泽东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农业。中国独特的国情，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农业本身特点衍生的特殊要求，使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这样提出问题。建国后，他一向直接过问农业，各级领导也都以足够大的精力抓农业，农业在事实上成为工作重点之一。50 年代中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农业提到关系工业化速度快慢的突出位置，唤起人们把注重发展重工业的热情首先用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上，不能不说是哲人的卓识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