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周期率”的探索

毛泽东一方面力求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得到充分弘扬；另一方面也思考着人民的“勤务员”怎么样才能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这后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晚年，几乎成了他注意的核心。

早在建国初期，当毛泽东东体察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公仆队伍中，出现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时，他就以高度的警惕把这种现象列入了执政党建设中的一大公害。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深谙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兴亡天平上的分量。所以，在浴血奋战 28 年后，将要进北京时，毛泽东的重负犹如进京赶考。正象他的警卫回忆的那样：进城的车即将出发，毛泽东上车之际，幽默地对周恩来说道：“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此话的深刻含义就在于：一定要跳出古今“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早在 1945 年，毛泽东答黄炎培的一席话，已经道出了真谛。当黄炎培问及中共诸君想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⑤

进城以后，毛泽东忠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1951 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揭发执政党和政府肌体上的腐败，以铲除公害。他决心之大，坚决、果断地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俩人就是证明。毛泽东以行动向人民表明：决不允许李自成的悲剧重演。

然而随着公有制的独占鳌头，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实现，毛泽东发现，国家不仅依旧存在，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也没能避免官僚主义在其肌肤中悄悄地产生出来。毛泽东在困惑中激发了另一方面的思考，即过分地夸大了现实中官僚主义的滋生及其作用，以至事与愿违，最后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避免国家与社会的官僚化，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以前的苏联和东欧诸国在内，都未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的大胆探索和深刻的思考，有着深远的意义。然而，他却从一个正确的起点走向了谬误。如何理解这正确与谬误的转换？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虽然三个反对的对象中，有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在毛泽东这个时期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在如何抵御糖衣炮弹的袭击。

第二个阶段，自 1956 年始，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出乎意料地加速完成，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轻松感。因为恰恰就是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匈事件连续发生。无独有偶，中国也发生了人民群众发泄不满的罢工、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的事件。这些事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他知道，群众闹事的直接原因，是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可能解决的，有些则是不适当的，要求过高。但是，他没过多地责怪群众。他认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原因，是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⑥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的角度，面对 1956 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内的矛盾，突破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神话，毫无畏惧地孜孜探求，并以哲学的深思凝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政府、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主题，鲜明地提了出来。而毛泽东认为立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发动全体人民帮助执政党整风。

整顿党的作风，是 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来的，而在 1957 年

4 月底正式开始，则是以毛泽东 1957 年 2 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进行的。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不是几次突击的运动就能解决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但是，这是可以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

直到这里，毛泽东的思路都是明朗、清晰、正确的，是指导我们今后探索的思想财富。

第三阶段，是反右斗争以后。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偏离了他原来的正确轨道，得出错误的结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⑦从此，毛泽东开始把官僚主义作风，逐渐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标志着这一思想变化的，是 50 年代末毛泽东读《国家与革命》与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考。他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权利”；二是“既得利益”问题。他开始思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仍然存在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及分配关系的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权力会带来利益，既得利益使得一部分当权的党员迷恋于“官位”，这样，人民的利益比起个人的特殊利益，就不再是重要的了。在他看来，这正是进城以后，官僚主义者不断生长出来的经济根源。官僚主义者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不愿意支持群众的改革热情，而更安于现有的制度、趋于保守。由此开始，在他再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他又加上了一层意思，即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

毛泽东逐渐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充实着对官僚主义者的认识。

从经济上说，他找到了权力——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权利” 的土壤孕育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官僚主义在理论上不再是仅仅取决于个人品质的一种漂浮不定的作风和习气，而是植根于经济关系之中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了。而且，他认为，它确实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正是基于此，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存在一个与工人、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理论逻辑上只不过是必然罢了。

从政治上说，毛泽东把他认为的政治态度上的保守性，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和“既得利益”也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这些人之所以右倾、保守、不愿意变革，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即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政治特点，也是他认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特点。这一认识，使得他在 1964 年底，最终把他认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党内的民主派”和“官僚主义阶级”归成一路人，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又明确称其为“党内资产阶级”。

应该说，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在他的思路转换上有着重要的影响：1.他开始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如果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以及残余的剥削阶级的存在为来源的话，1959 年之后，他竟然逐渐找到了新的剥削阶级从社会主义滋生的土壤。这种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的新认识成了他观察一切重要问题的基点，也是他失误的深层原因。2.人民群众和官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也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路线斗争，转化为敌我矛盾。处理这种矛盾不能再用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党内的这部分当权派，已经构成了和平演变的核心力量，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只能用自下而上的群众大革命的形式，打倒他们，

把他们手中的权力重新归还给人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导演下来的。

毛泽东关于如何跳出“周期率”的答卷，以恢弘的气魄、正确的思想开始，却以轰轰烈烈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其留给后人的教训深刻而且沉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反对人民公仆的队伍官僚化、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把由国家攫取的权力真正复归于人民群众，则是今后从理论到实践探讨国家消亡的一个长期的、由几代人来完成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对于执政党中的官僚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争官位、争待遇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气。但是夸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把反对官僚主义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轨道，甚至把官僚主义者视为一个阶级，则步入了难以自拔的迷津。
在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中实行民主，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和各级当权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是对的。但毛泽东忽略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也要用法律来完善和保护。不注意法制建设，期望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像搞土地改革或打一场人民战争那样操作，来反对官僚主义，或搞党内斗争，都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所以能在新中国历史上演出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所以能够构成他“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是和他的公平分配的思想有关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意指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的权利。这种平等权利消除了提供同等劳动，得不到公平分配的不公平，却没有消除不平等的个人天赋、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以及家庭人口多少而形成的分配不均。这一点和毛泽东理想的大同社会显然是不一致的。

虽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的平均分配是不现实的，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和人们的觉悟水平，然而他仍然怀念革命战争时期在干部中实行的供给制，欣赏这样的公平。当他认为有条件时，他愿意促进这样的公平尽快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对出现供给制的态度，以及在以后的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认识到不妥，但又保留一部分供给制的态度，都说明了供给制所体现的公平分配，在毛泽东观念深层的理想社会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理想，那么对现实的影响尚且遥远。然而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真挚地追求，热切地期望其尽速地实现，使得他在观念中经常是以这样的公平分配为参照系，来评价现实中的分配制度的。所以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制度，物质刺激，奖金也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的比较并没有仅仅限制在分配领域。他和供给制所体现的人际平等关系相对照，误认为资产阶级权利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而加以反对。他认为：“资产阶级权利⑧，一部分必然破除，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⑨。等级特权，是封建主义的特权观念，与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毫无关系。但是，正是从这种误解出发，使“资产阶级权利”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滋生的经济根源。

毛泽东用马列主义原则不断地改造中国传统的平等观，然而，在他的公平分配的思想里，仍然留有农民均富思想的痕迹。这种平等观，连按劳分配中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也不能兼容，带有很强的空想色彩。用空想的标准去校正现实，是毛泽东构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失误的重要原因。

在对待“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上，还反映出了毛泽东公平分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他知道商品生产和交换、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他却担心由此会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始终不能落落大方地接受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市场经济，并大胆地启动利益驱动机制。在他的思想深处的天平上，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各为两端的话，他总要把砝码更多地加在后一方。他思考的是两极分化，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葬送社会主义，却没有想到普遍的贫穷也会自掘社会主义的长堤。这就是他在六、七十年代，置经济发展的时机于不顾，却用心地去导演一场“文化大革命” 的原因。然而，历史无情，苏东剧变告诉我们的，却是与毛泽东相反的结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经济竞争始终是第一位的，它将决定社会主义的存亡。

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思索与实践，是留给我们的不朽的精神财富。虽然其中有悲壮的失误，甚至会给几代人留下沉痛的回忆，但是，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深深地进入理性的沉思，会意识到，这位站在历史之巅的伟人，其成就与失误都会像历史交响乐章的不同旋律那样，长久地撞击着后人的心灵，指导并校正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向。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