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双百”方针和中国特色

毛泽东在 1957 年天津人民礼堂的讲话中，还讲了双百方针和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在中国实行，就要有中国的色彩等问题。他讲这些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

1956 年是一个高奏凯歌的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胜利完成。在这一时

期毛泽东开始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从 1955 年开始毛泽东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建国初期，苏联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学习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教条主义。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这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的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觉察到我们建设中照搬苏联的经验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因此，毛泽东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 1956 年初，用两个多月时间，倾听了 34 个部委的汇报， 并去外地作了调查。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理论思索，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随后在 1957 年 2 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这些都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也同样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特别是在苏联遗传学、生物学界，用粗暴的方法，强制推崇李森科学派，禁止摩尔根学派。学李森科、米丘林的学说姓“社”， 摩尔根的学说姓“资”。在文学艺术方面对待不同流派也有类似问题。有鉴于此，毛泽东为了推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争论空气的形成，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要实行“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毛泽东于 1957 年 3 月 17 日来天津讲了“双百”方针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上许多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在讨论辩论中去解决，分清是非。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或者叫“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就正军法，拉出去砍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其实对待阶级敌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人民内部问题。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医生等等，这个简单方法就不行了。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都要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不能“军法从事”。一门科学还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鸣，这样才能出真理。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方面的，都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对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学习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应该采取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12）。

毛泽东讲“双百”方针的主要用意，是针对我们的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他是把“双百” 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起来阐述的。因此，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应用范畴有了新的延伸和扩展。其主要特点是：不仅对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方针是“双百”方针，在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包括世界观）也要用“双百”方针；用过去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行的，正确的方法是讨论、辩论，充分发扬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目的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

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重视“双百”方针的作用，进一步解放思想；如何正确处理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讲“双百”方针时，特别提出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说，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中国实行，就要有中国色彩，就要按具体情况来具体解决（13）。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色彩，实际就是中国特色。他的这一提法，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这一时期探索的内容上来看，已经产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