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葛洲坝与三峡：

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内紧张，苏联撤走专家表明国际关系紧张。政治关系紧张又预示着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因而，1959 年，毛泽东针对防空问题，提出了兴建三峡应“有利无弊”的要求。于是，成立了专门班子研究防空问题，结果均不尽人意。这样，就由高坝型的三峡工程引出了低坝型的葛洲坝工程问题。

1969 的 9 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湖北省负责人张体学向毛泽东重新提出修三峡工程，毛泽东回答：“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并反问张体学：“脑壳上顶 200 亿方水，你怕不怕？”

无奈，张体学又转而建议：可先建葛洲坝工程。1970 年 10 月，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向中央提出了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正式报告，终于在年底获准开工。周恩来解释说：“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这是符合毛泽东意图的。

林一山则坚决反对葛洲坝工程先于三峡工程仓促上马。其理由是：葛洲坝工程在长江总规划中，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反调节电站，一个航运梯级而存在的，它的先期兴建，将对三峡主体工程带来许多困难；而且，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三峡工程好。林一山力主先上三峡工程。他几次向周恩来陈述自已的意见，周恩来也犹豫了。在 1970 年 2 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曾表示了先上三峡的意愿，但因毛泽东不同意，他只好弃三峡而上葛洲坝。

毛泽东的信念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高于一切。一旦发生战争，高坝（三峡）太危险，低坝（葛洲坝）出事则损失较小。因而，毛泽东从全局出发，认定上葛洲坝工程优于上三峡工程。但是，林一山的“反面意见” 他又不能不考虑，于是，毛泽东在 1970 年 12 月 26 日他生日那天，就葛洲坝工程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颇富哲理的批示：

“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这段批语，“赞成派”深感鼓舞，自然不言而喻；“反对派”亦感欣慰，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它在肯定中包含有否定的意味，并没有将反面意见完全排斥在外。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注意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眼睛向下，虚心求教，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期间，当毛泽东派飞机将赞成三峡工程的林一山等人接到南宁时，有人反映：“还有反对三峡工程的。”毛泽东说：“那好，把反对三峡的工程的人也接来。”结果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正反两种意见的陈述和交锋。

此风一开，技术民主与科学民主得到发扬，三峡论证才得以步步深入。1970 年，正值“文革”高潮之中，“个人崇拜”盛行之时，毛泽东尚能

在重大工程问题上听取反面意见，并在下发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正式文件时，还将林一山的反对意见一并发到全党，以提醒人们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表明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作风。

正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年后，果然遇到重大技术难题，工程无法进展。周恩来当即决定：“工程必须停下来！”并很快组建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葛洲坝的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设计”；实际上是重新设计，因为葛洲坝工程开工时采用了“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非科学方法，只有总体设想而没有技术设计。

葛洲坝工程出现的重大挫折，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他明确说过“要准备修改设计”；也证实了周恩来的担忧，他说他搞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证实了林一山的推论，他早就指出先建葛洲坝工程会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巨大的困难。

但是，既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得令于困境之中，林一山也就无可推委了。他亲身经历了工程的全过程，深切了解工程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尽管问题不少，难度很大，但并非不可解决。重振葛洲坝，他是充满信心的。周恩来却为他捏着一把汗：看来你林一山有些满不在乎；“你要是把葛洲坝做成了，你就给党立了大功！”

林一山不敢怠慢，全力以赴。他率领精兵强将，只用两年时间就拿出了通常要 5～6 年才能完成的技术设计，精心指导施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题，扫除了一个个施工障碍。自 1974 年重新开工之后，葛洲坝工地捷报频传。

1981 年 1 月，长江截流成功。

同年 7 月，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1990 年，葛洲坝工程胜利建成。

至 1991 年底发电总量已达 1000 多亿度，创利税 40 亿元，基本收回了工程总投资。

昔日反对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林一山，如今又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建成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重大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

第一，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了重要的“实战准备”。

第二，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证明了三峡工程论证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泥沙论证，生态环境论证等等），使各种分歧意见更趋统第三，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已使国内大多数水工专家相信，“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这支科技队伍完全能够设计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任何水利工程。而这支队伍具有世界水平的设计能力是在葛洲坝工程实践中得到提高的。

第四，人们已经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巨大效益；而三峡论证表明，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将远远胜过葛洲坝工程，这样，人们就能经由葛洲坝工程的成功而激发起对三峡工程的巨大热情，使三峡工程建设得更快更好。

人们从葛洲坝工程今天的成就，看到了三峡工程明天的光辉前景：

——葛洲坝工程几乎没有防洪效益（总库容仅 15.8 亿立米）；而三峡工

程却有巨大的防洪效益（总库容多达 393 亿立米），可使长江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从根本上解除长江上游洪水对长江中下游人民的常年威胁。

——葛洲坝工程装机总容量只 271.5 万千瓦，年发电量 141 亿度，而三

峡工程的装机总容量多达 1768 万千瓦，年发电量 840 亿度，约是葛洲坝工程

的 6 倍左右； ——葛洲坝工程可改善三斗坪至宜昌河段约 40 公里的航道，

而三峡工程却可根本改善从三斗坪上达重庆 600 多公里的航道，它开辟了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三峡工程的巨大供水（城镇用水、南水北调）

效益、旅游效益、水产效益、促进三峡库区经济现代化等等的综合效益，也是葛洲坝工程无法比拟的。

总之，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前者以后者为主体，后者以前者为辅助；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逻辑的进展和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