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神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 是国力构成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之一

过去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尽管其世界观一般是唯心主义的，但其对国力的看法却很“唯物”：或者唯军事实力为重（“唯武器论者”属此类），或者唯地理自然条件为重（“地缘政治学”），而忽视精神因素。现代国力研究者和政治家则有不同，不管列出了多少种国力要素，有多少种国力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国力要素构成一般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或称精神要素），即国力构成的“硬件”与“软件”。譬如，美国的

雷·克莱因“国力方程”构成，除了“基本实体（人口加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三大物质要素外，还有“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 两大精神要素。塞缪尔·亨廷顿 1988 年“与保罗·肯尼迪一论短长”的文章中论述的美国国力除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技术等物质要素以外，还有“教育”、“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外交联盟”等非物质要素。甚至当时作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也于 1984 年 1 月 16 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 “实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有我们国内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同国外盟友的团结。”1987 年《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中庞大的国力要素体系，除了物质力量，也包括诸如“政策力”、“外交力”、“国民意识”、“同盟友好关系”等精神力量。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都坚持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13）。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在力量对比分析中，十分注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大因素的辩证关系。他不仅指出力量对比，是两方面因素的对比：“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4）他也指出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5）20 年后的 1957 年，基辛格在他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指出了毛泽东物质、精神两因素的军事学说与美国单纯军事考虑的战争思想的不同：“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进行速决战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战争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军事学说再三说明，在战争中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同样重要。”

就国力中精神因素本身，我们前面曾列举的当今人们研究国力时所提出的精神力量（“国家意志”、“国民士气”、“国内政治稳定性”等等）， 毛泽东几乎都论及过，尽管其用词和含义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几个主要因素。

1. “政治动员”——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

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动员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他说：“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6）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17）另外，“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18）国家的“政治目的”、“政治纲领”、动员全民族去实现这个目的、纲领，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国力研究者所说的“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因素。

1. “人心”、“士气”

按照毛泽东的实力观，“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9）因此，在他具体比较中日实力 时，总是把“人心”、“士气”这个精神要素放进去。譬如，他在分析中国比之日本是相对劣势而非绝对劣势时指出：“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汽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劣势。”（20）而日本，在人心、士气方面却是一个消极因素。例如，它在中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日本战略进攻阶段），“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21），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日中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变化（22）。

1. “政治组织力”——政府能力、国民凝聚力

毛泽东比较的日中实力的第一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23）。这里面，军力、经济力是物质力量，政治组织力是精神力量，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24）从中国方面看，“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还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25）。“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 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26）以上毛泽东所分析的“政治组织力”，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研究国力时提出的“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和“国民凝聚力”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