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采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他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如果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 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所以他主张要达到社会主义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素来是以坚持从实际出发，具有灵活性著称。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仍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在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过火行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确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毛泽东说：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 就不学苏联那一套。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没有采用苏联没收的办法， 把资本家赶走，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通过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也和苏联不同，没有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而是创造了消灭富农阶级与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同工同酬的劳动，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式，稳步前进。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的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要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方面仍然是学习苏联，以苏联为榜样，即在工商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为特征的模式；在农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特征的模式。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

搞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1954 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中国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 “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③1955 年 7 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采取迟缓的速度“就是忽视了苏联的经验。”他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正是我们的榜样，”④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总体上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 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基本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制度（在中国资本家还拿定息）。在分配中强调了公平却忽视了效率，而不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国民经济的产品分配纳入了中央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不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第四，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重点、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是照搬苏联经验，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举国上下，到处都响彻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宣传口号也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氛围下所掀起的学习热潮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教条主义倾向。结果，在很多领域和不少实际工作部门，出现了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严重情况。正如毛泽东以后在成都会议（1958 年 3 月）上所说：教条主义在许多地方占了上风，不管苏联做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言听计从。

本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就有过痛苦的教训，并从这些教训中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从来都不是无分析无鉴别地接纳。为什么建国以后又坦然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建设中一度出现了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

这首先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中苏两国共产党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差异，长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但是两国共产党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强调“以俄为师”。毛泽东主张“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上说，就是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一方面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某些理论认识。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只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来”式理解上，诸如只知道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却不了解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只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却不懂得需要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甚至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只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却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来获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

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于新中国成立的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采纳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供选择和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时苏联模式的基本原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大体符合的，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式理解没有什么不同。因而苏联模式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效法的样板，成为毛泽东所要坚持的“原则性”。

还要看到，在 1948 年南斯拉夫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批判“走自己的道路”，把一切独立自主倾向指责为“民族主义的幻想”，进行政治谴责，从而制造了强大的思想政治压力，以维护“苏联道路”的普遍意义。其后果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受到扼制；为迷信苏联， 为教条主义的盛行制造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由于这种复杂原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实践到理论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对于苏联——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人是尊崇的。如毛泽东访苏曾请求斯大林派理论权威来中国帮助中国同志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表悼念文章说：“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力量。”⑤既然苏联——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受到尊重，那么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经验，也就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榜样。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方面没有经验，只能仿效苏联，拿来再说。

建国前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⑥既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熟悉经济工作，也就谈不上自己的创造，只有先学习，“全部拿过来再说。”

要指出的是，学习苏联的初衷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在号召“学习苏联”时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前面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 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 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⑦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富强的渴求，对于国家建设获得成功的期望，便成为学习苏联的动因。因为苏联也是基于落后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国家。十月革命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考验， 为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蹂躏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历史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曾一度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事实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所以“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自然选择。

第三，采纳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包围封锁，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的结果。

新中国诞生后，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孤立。新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什么援助，而且受到西方国家在外交、经济和

军事上的严重封锁以至武力威胁。在世界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冷战逐步升级， 意识形态的异同对国家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历史环境中，新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破击西方国家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企图，确保国家安全，并从苏联那里取得支持和援助，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独特道路，斯大林曾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疑虑，维护大局所需要的中苏团结，就不能不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所以当建国前夕毛泽东号召“走俄国人的路”，同时便宣布了“一边倒”的国策⑧。在政治上的“一边倒”，在经济上也就加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不抱敌视的态度，新中国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也许新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模式上会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在外交上也许不是“一边倒”，而是采取回旋余地更大的更为平衡的国际姿态。但事实并非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不但阻碍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往，而且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上，也逼迫新中国只有向苏联学习，“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断然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