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确提出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原则，为正确评价

毛泽东指明了方向

在起草和修改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先后九次亲自听取汇报，并发表重要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首先明确提出了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认为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⑨。为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指导原则。

第一，“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所应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开始评价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对建国 30 年来的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他的功绩

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发现在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太多太重的时候，邓小平又及时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⑩。强调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要分析各种不同情况，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

邓小平不仅倡导而且率先垂范地坚持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从而得出了“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1）正确结论。

第二，不应只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当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2），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一些人对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把错误的责任都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甚至在个人品质上找原因的倾向，他明确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3）。“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4）绝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犯错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在摸索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晚年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但是，最重要的是具体制度上的问题。毛泽东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具体制度不好，把他从正确推向错误。所以，邓小平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5）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不要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针对一些人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或“错误路线”的倾向，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批评毛泽东错误的时候，不要使用“路线错误”或“错误路线” 的不科学提法。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为此，他指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16）。这就抛弃了党内斗争中已有长久历史，并形成沉重负担的一套不科学的方法，开了对历史是非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的一代新风。

第四，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严格区别开来。针对有些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相混淆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17）。发动“文化大革命”就

毛泽东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结果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幸，这是他没有能预料到的。他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 467 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工作岗位。特别重要的是，他亲自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使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不能得逞。这对于维护党的统一，保护社会主义的根基，乃至为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的错误， “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18）。而林彪、“四人帮”则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19）

第五，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针对有些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错误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0）他强调： “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21）。

众所周知，国际共运内部，在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一些不科学的做法，使评价领袖人物问题没有能够很好解决。邓小平上述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突破了从个人角度的狭隘眼光进行评价的做法，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无产阶级领袖的一生同党、国家的历史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同国际政治的全局联系起来进行评价；突破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突破了以路线斗争论是非的惯例，坚持对领袖人物的错误，讲其内容、实质，原则上不再使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一类不科学的提法；突破了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做法，着重分析领袖人物犯错误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从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具体方法上，为评价毛泽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