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格式一律，

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特点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当时苏联推行“统一的社会主义式样论”或“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同马列主义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①。由于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并通过特殊表现出来，因而不同事物和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特色。《共产党宣言》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宣言”的某些部分便带有德国的特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 俄国特色一目了然。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大国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④。可见真正符合马列主义的绝不是“统一式样论”、“单一模式论”，而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特点论、各国特色论。

毛泽东比陈独秀、王明等高明，正在于他不改“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⑤的初衷，不抄袭欧美，不照搬苏联。早在20 年代末，他提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际中创造。l938 年他倡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1956 年他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贯坚持的中国特点论的总结。

坚持中国特点论，就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⑥。同样，边建设边探索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规律，也不能不经历类似的层次和过程。建国初学习苏联，使我们一开头就从第二层次研究“特殊的”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1956 年否定格式一律的“统一式样论”，是要更好地在第三层次上探索“更加特殊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⑦，从

第一层次研究“一般”建设规律，落脚点仍是第三层次。

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加注重中国和整个时代的特点，继续运用“古今中外法”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56 年初找华北九省的书记和中央 34 个部的部长来汇报和讨论问题，1961 年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主持三个组去三省调查。这些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适合中国的路线”。他晚年的失误，恰同缺少调查、疏远群众有关。而年老体衰和“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的客观情势也对他不无影响。

国内外有人问：坚持中国特点论的毛泽东，为什么 1949 年号召“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呢？南京一解放，司徒雷登就说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联系西方的封锁禁运和斯大林心存疑虑，不难理解当时“一边倒”是“必须”的。它意味政治上只能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而另一脚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从来认为“走什么路”同“怎么样走”，是两个有联系更有区别的问题。斯大林怀疑他是“铁托第二”，另有人说他搞民族主义，都是不承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格式（模式）的“多样性” 的辩证关系，将列宁说的“走向”与“走法”混为一谈。毛泽东始终不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把必由之路同民族特点统一起来，这就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分道扬镳，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列主义。特别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面对苏联领导人的高压，他宁可决裂，也不走老路、不当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继续新的探索。邓小平弘扬这种精神，在 80 年代初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几年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为什么对中国“不灵”？“奥秘”之一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