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经济体制

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解决后，解决好体制问题，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一件大事。他提出，所有制的革命“是有底的”，不能无限地改下去，但体制怎么管理，怎么解决其中的矛盾，“难说有什么底”。他说， “在全民所有制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33）他提出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利益应作全面安排，统筹兼顾，不应只顾一头。“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34）。

他反对高度集中，提倡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他指出：“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35）。“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36）“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37）。

他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如工业为主导、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企业并举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思想等等。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 动员和团结了全国广大群众，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