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庐山会议以后到 1962 年七千人大会

由于经过庐山会议后期的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及紧接着的反右倾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又开始转向阶级斗争，“左”的指导思想也有所抬头。因此， 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其思想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对按劳分配表现出了消极态度，对否定商品经济的供给制仍然留恋。他说，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18）。他认为，我们党连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长期实行供给制， 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大家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这完全不是靠物质刺激。“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19）。

其次，毛泽东在提出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大发展商品生产之后仅隔一年多时间，就把注意力从强调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方面转到强调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总有一天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方面。

他说，“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 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20）

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就为后来进一步否定商品生产打下了伏笔，但由于当时面临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来说，他还是肯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21）。1962 年七千人大会期间， 他在修改党的工作报告时，特意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