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和依据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历史的特点是反对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一直坚持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凯歌。建国后，毛泽东又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对民族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前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在行将跨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之际，毛泽东又率先在党内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取得建国头七年经济建设经验后，不应再照抄照搬被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建设模式，而应总结自身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寻找自己的建设道路。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资料，集中听取了中央 34 个部委办和部分省市的汇报，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杰出代表的许多新思路。“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在科学地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时提出来的，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主客观依据。

（一）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是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的前提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部署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建国之初，帝国主义对我们新生的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遣第七舰队驻扎在台湾海峡，形成对我国东海岸的包围，妄图迫我就范；不甘失败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窥伺在侧，企望借美国援助反攻大陆。当时战争威胁时刻存在，因此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这是根据当时形势所决定的。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 1955 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显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加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经过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

了”①。他针对当时有些格守沿海不能发展，主张对沿海采取消极态度的同志的认识说：“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②。毛泽东还根据沿海工业发展的特点，指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完全合算”

③。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趋缓的准备判断，为沿海工业特别是上海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二）“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总结“一五”经验教训后的客观要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人阶级集中，技术力量雄厚，轻重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都较好。据统计，占国土总面积 12％的沿海地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70％。当时国内供应的设备、材料和大部分轻工业品都是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生产的。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 1/3 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有 60％是上海生产的。沿海城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从 1953 年到 1956 年，

仅上海支援外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政工干部达 21 万人。与沿海工业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一五”计划中对沿海工业限制发展的方针。当时，由于对上海工业潜力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客观情况分析不够全面，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究竟是发展、还是维持或缩小，曾经发生过摇摆，从发展方面打算得少，从维持方面考虑得多，甚至有时还考虑缩小。这就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当时上海 40 种主要工业产品设备

使用来看，除重工业方面设备利用率较高外，35 种产品的设备利用率均在 80

％以下，其中有 16 种在 20—40％之间，利用率在 20％以下的有八种，这抑制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一五”时期上海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4.5％，低于全国 18％的发展速度。特别是 1955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6

％，上海反而下降 2.8％，是影响上海工业发展速度的关键年份；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19.8％下降为 17.4％。其他沿海城市也有类似现象。天津市 38 种主要工业品的设备利用率，在 40％以下的有 15 种， 60％以下的有 17 种，达到 70％至 80％的只有 6 种。毛泽东由此认识到：原有方针应该改变一下，“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④，需要确定一条适合上海等沿海工业实际情况的建设方针，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优势，以促进内地发展。毛泽东在数年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一再反思这一教训：“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整整耽误了七年时间”。

（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而且需要大量资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面广、生产成本低、加工利润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市努力贯彻“投资少，收放大”⑤的方针，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20.9

％，接近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额的 6 倍。上海资金积累速度超过了工业生产增长速度。5 年内全市财政收入达 177 亿元，其中 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在 1953 年—1956 年的四年

内，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每亿元可增加产值 8.7 亿元，比全国的两亿

元高出 3 倍以上。但是这并不表示投资越少越好。事实上在实践中已出现不正常情况，上海工业的投资已经不足以补偿固定资产的磨损，以致使固定资产的净值有所下降。因此，不改变限制政策，终将影响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优势的发挥。另外，扩建改建现有企业，可以比新建企业投资节省 25—50％。这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现有企业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正确途径。可见在厉行节约，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等原则之外，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失为国家获得资金的捷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新认识，特别是对发展沿海工业与发展内地工业以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说：上海赚钱可帮助内地建厂，这和工业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上海可考虑做大的扩建。他还指出：沿海轻工业发展可以回笼资金，就是上海的重工业虽然破破烂烂，集中一下，不花很多钱，作用也很大。如钢铁公司一年上交的利润就达 3000 万元。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思考和认识，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者底子，以促进内地工业迅速发展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

《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阐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基本原则：“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挥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得到党中央其他领导的共识，被中共八大进一步确定，并贯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划中。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二五”计划中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亦指出，“一五” 教训是：“这几年，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由此在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到体现。国家对上海工业建设投入的资金逐年有增加。“二五”计划期间，上海工业基建投资达 36 亿元，平均每年投资额比“一五”时期增加 6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