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对外开放的倡导者

毛泽东思想奔放，胸怀广阔，放眼世界。他在青年时代，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便主张“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③。他曾看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书籍和古典文艺作品。五四运动前后，他和蔡和森等四出奔走，组织数百名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介绍任弼时、肖劲光等去苏俄留学。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④更是悉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著作，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并尽力争取外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

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获得独立后要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与引进外资，并努力争取把这一主张在解放区付诸实践。1936 年，陕北苏区还是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忆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⑤ 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⑥。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不少反法西斯国家的友好进步人士曾到延安等地访问、考察和参加抗

日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发展解放区和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1941 年 5 月 1 日，经毛泽东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 “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4 年 8 月 18 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同年 7、8 月间，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中说：“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并建议美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194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的谈话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同意，他将和周恩来一起或单独访问美国⑦。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和培养外交人才，在毛泽东提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于 40 年代初在延安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外文书籍编译部和外国语学院。在此前后，还聘请一些外国友好人士担任八路军的电讯、广播技术顾问；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延安工业合作事务所，以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聘请英国人乔治·何克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培训工业技术人才

⑧，开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人士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先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即着手绘制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建立邦交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1949 年 2 月，他和苏共中央的代表米高扬会谈时就提到，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利用这两地的原来

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⑨为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友好交往留下了一个“中介所”。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由他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内外交流”列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发展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和争取外国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于 1949 年 12 月亲赴苏联访问。在此前后，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李富春、叶季壮、肖劲光、徐向前、伍修权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先后赴苏访问、考察。1950 年 2 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的协定和两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其后几年间，中国聘请了 3000 多名苏联和其他人

民民主国家的专家来华工作，派出 7000 多人到外国留学、进修，并和苏联、

波兰、捷克等国建立了石油、有色金属、造船、航空、海运等 6 个合资企业。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在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站在以

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经济方面不搞“一边倒”，而是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和西方国家恢复、发展贸易，争取他们来华投资。1949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自莫斯科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⑩。1950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消除

群众波动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1953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 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为了打开和西方国家友好交往和经济合作的局面，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坚持平等互利的前提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1950 年夏，由于我国的航运设备有限，不少出口货物难以运出，中南地区商业部门要求开放汉口港，让外轮直驶汉口装货。毛泽东于 8 月 7 日批示：“请周［总理］找有关人员一谈，予以解决。”■1953 年 8 月，英国来华贸易的一些商船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英商要求我国派海军护航，并准予在我国领海内航行。毛泽东于 8 月 4 日批示：“请周［总理］酌处。似只能这样办。”■当时，我国和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有困难，我们就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西洋人不肯投资，我们就设立华侨投资公司，吸引侨资。结果收到很大的成效。1950 年，我国已和 18 个国家其中包括芬兰、丹麦 7 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和英国、荷兰、挪威等国进行建交谈判。同年，我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 1936 年。1952 年我国和英、荷、法、比、芬、意、日、瑞士、西德等国家的商人签订了一批贸易协定、合同，总值达 2 亿美元以上。1956 年，海外华侨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比 1951 年增长 10.4 倍■。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从外国引进了一批急需的资金、工业设备以及农药、化肥等物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把全面地、永远地向外国学习和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条件，标志着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毛泽东刻苦学习英语，并号召“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

50 年代末以来，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我国和外国的经济交往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和党中央想方设法，打破封锁，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60 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了 2.8 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70 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作出富有远见和胆识的重大决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亦自始结束。在此前后，包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 60 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们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我国选派了一批学生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留学，并从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引进包括 13 套化肥、4 套化纤、2 套石油化工、43 套综合

采煤机、武钢 1.7 米轧机等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总值 43 亿美元。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为我国今天的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