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空疏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

清代的教育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教育制度。国子监是设于中央的官学，它既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又是管理全国教育的机关。同时，还设有等级森严的旗学、宗学和觉罗学。旗学是八旗子弟学校的总称；宗学是皇族子弟的学校；觉罗学是专为皇家爱新觉罗氏子孙设立的学校。在地方上，官学设有府、州、县的儒家学校，还设有社学和很多官立书院， 民间还有许多义学和私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清朝统治者仍然顽固地推行老一套的封建专制教育制度。在地方学校中，比较有实际作用的是社学和义学。社学是元明清三代的一种地方学校。元代曾劝农立社， 以 50 家为社，立学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使子弟入学；明

代于 1375 年创设社学，1504 年再次加以强调，招收 15 岁以下幼童进行教育；清初即令各府、州、县设置社学，每乡一所，直到鸦片战争后依然坚持。义学是中国古时候一种免费的私塾，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多招收穷苦子弟读书。在私学当中，从组织形式上看，有富贵人家选择教师在自己家中设立的“私馆”，有贫寒人家联合举办的“村塾”，也有由教师自己开办的“门馆”；从知识程度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启蒙性的“私塾”和专经性的“经馆”两类。但不论哪种学校，都同科举制度相辅而行，都是为了科举成功，求得功名利禄。

③ 同上书，第 16 卷，第 218 页。

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开始至中英鸦片战争，

已历时 1200 多年，自明代以八股取士算起也已 500 多年。清末的科举考试，内容空疏，形式僵化；以“四书”为考试范围，以程朱理学为录取标准，以八股文和小楷为制义格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准有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科举考试是学校教学的指挥棒，学生死记硬背朱熹的《四书集注》，主要训练写八股文和练习小楷，以致许多考官与学士不识汉唐为何朝、不知贞观为何号、不识中国舆地、不知外国名形、更不知现代科学文化。

清末官学和书院大多名不副实，流于形式。清顺治年间（1644—1661 年），国子监实行“会讲、覆讲、上书、覆背，月三回，周而复始”① ， 对生徒管理严格。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子监日趋腐朽，监舍失修，生徒无法住监，只好取消“坐监”制度，允准在寓所修业，遇有释奠、月课、季考方可回监。另外，“考课”流于形式，监生可以用钱捐买。至于府、州、县的儒学和官办书院，“考课”人员只不过是点点名和接受馈赠而已，严复曾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尖锐地指出：“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这是对清末学校徒具虚名的很好写照。

科举制度日趋腐败，自上至下舞弊现象比比皆是。首先为了防止考生背书和猜出考题，考官总是挖空心思编出很多偏题怪题。咸丰年间

（1851—1862 年），河南学政俞樾曾因出题谬误被革职。其次，舞弊手法多种多样，严复曾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当时舞弊的手法有“关节、顶替、倩枪、联号”等等。所谓“关节”，就是通关节，指考生暗通考官，互相勾结作弊；所谓“顶替”，就是请人冒名代考；所谓“倩枪”， 就是请同考的人代做答卷；所谓“联号”，就是考前买通编号者，请他把自己的考号与枪手编联在一起，以便抄袭作弊。再次，更有甚者，经不必念，文不必作，字不必写，采取各种手段，或者干脆出钱买个监生、贡生、甚至举人。清人徐大椿曾写了一篇讽刺时弊的短文《隋园诗话》， 对八股取士作了形象深刻的揭露。他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 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 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 案头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于世，就教他骗得高官， 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在教育内容上也日趋落后和空疏。鸦片战争后，清代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老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仍然依据顺治九年（1652 年）的《卧碑文》和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的《圣谕》以及雍正二年（1724 年）的《圣谕广训》，要求“生员不许结党多人和立盟结社”，要求生员遵守“敦孝弟以重人伦”、“黜异端以崇正学”。为了培养“忠臣清官”，依然推行科举考试，学校仍然教习老一套的儒家经典，诸如“四书”、“五经”、“四子书”、“理性大全”等，内容日益空疏，严重脱离现实和实际。学生入学读书，不过是为了求得一个进身作官的资格，毫无学习求知的渴望，有些人常常手捧茶杯、口叼

① 《清史稿·志八十一·学校一》，第 3101 页。

烟袋、东游西荡、书声无闻。遍布各地的私塾倒是清代学子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地方，但教育内容亦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士子苦读多年，同样也无真才实学。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新言论。这样，极大地限制了师生的思想和学术发展，剥夺了师生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师生只能埋头于儒家经典，推崇义理学、考据学、辞章学、熟练八股，埋头应考，不问国事。

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一方面日益专制和腐朽，一方面又经受着外来文化教育的激烈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知识分子被唤醒， 不断增强改革意识，一场巨大的教育变革正在孕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