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①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县人，后人称为南海先生。他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教育家。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实现改良主义的首要工具，提出了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和主张。他论述了教育的作用和任务、学校教育的系统、内容和方法以及女子教育等问题。

康有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重视教育的结果。他指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才智之士”；“才智之士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保国、保种、保教”；这里的“国”是指大清帝国，“种”指“汉满合种”，“教”则指孔孟的儒教。

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近代学校的系统方案，建议把书院改为学堂，每乡设小学，儿童 7 岁入学，18 岁卒业，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小学生学习科目有文、史、算学、地理、物理、歌乐等。每乡设中学，分初、高等两种，各 2 年。所学科目除继续小学各学科外，增授外国语和实用学科。各省府设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大学分为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 4 科。京师则创立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他关于学校系统的建议被光绪皇帝所采纳，并作为敕令公布，但由于变法失败，未能付诸实施。

康有为主张对受教育者施以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尤其强调对封建文化的学习。他反对当时的学校只教词章诗字、不讲求“圣道”

① 《弢园文录·变法中》，《戊戌变法》，第 134 页。

的现象。他认为这样是不能造就“才智之人”的。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其“讲学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①。他在该学堂实行了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纲领。他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过于强调封建道德教育，使他的思想只能囿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圈子。

康有为提倡女子教育。他在《大同书》中抨击了封建礼教、“三从四德”，呼吁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选拔妇女人才、让妇女参加国家政权等。他主张女子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提出“小学院”的教师应由女子担任。他抨击了当时学校不培养女子的现象。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在太平世对儿童实行公养公教的思想。所谓公养，就是由政府对怀孕母亲和婴儿幼儿实行供养和抚育，每个妇女怀孕之后，便入“人本院”，进行胎教；婴儿由出生至 3 岁进入“育婴院”，3—6 岁则入“怀幼院”。这相当于现在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阶段的学前教育。所谓公教，就是由政府设立各级学校，对年满 6 岁至 20 岁的青少年实施免费普及教育。这种公养公教思想就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即每个社会成员，不分男女，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康有为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主张，认为这是学西学、培养新人的有效途径。他特别提出应派人到德国留学，认为德国“文学最精”，又是君主国家，更适合中国国情。他提出的派遣办法是：各县自选优秀子弟，大县 3 人，中县 2 人，小县 1 人，费用由各县自筹。这些建议和主张，充分表现了一位教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卓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在国外，他的思想没有多大变化，仍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来反对辛亥革命。1927 年病故于青岛。

②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1873—1929 年），广东新会人，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接受西学影响，18 岁时（1891 年）师从康有为，就学于万木草堂，深得康师赏识，并深受当时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 1898 年，他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受命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极力倡导教育改革。其主要教育著作有《变法通义》、《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多收录于《饮冰室文集》。

梁启超非常重视教育的“开民智”作用。他认为变法的根本在“开民智”、“育人才”，因为变法的基本要求是“兴民权”。他从“智” 能生“权”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开智”的作用，“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因此，他把兴学校、开民智看作救亡图存的头等大事。在“开民智”的问题上，他主张既要“开民智”，又要“开绅智” 和“开官智”，这样，才能使各阶层人士“都能广其见识，破其愚谬”，才能顺利行新法，开风气。他提出不仅要设一般学堂，还要设官吏学堂，努力造就一大批“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底”的精干分子和“识才兼备”的官吏。他还提出学习是终身的事情，人人要终身受教育，“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

梁启超认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新民”。他的“新民”标准是：具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

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性、自治力等。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学校教育“养成一种特色的国民”。这种国民能“自克自修”，“翦劣下之根性”，养成“完粹之品格”。培养出这样的“新民”，再由他们去改良社会，国家就能走向独立富强之路。他认为传统教育培养的人只重私德，缺乏公德观念，不具备作为国民的资格。他认为，在“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如不确立正确的教育宗旨和育才目标，中国在世界上是“绝无立足之地”的。针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梁启超积极主张变科举、兴学校。他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具体方案。对于师范教育的作用，他给予了极大重视，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力倡建立师范学堂，发展师范教育。梁启超坚持“男女平权”的观点，积极提倡兴办女学，并计划在上海设一女子学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他的积极进取、乐观、自信的精神，表现了他发展教育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他的主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起到了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当然，他的理论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其思想还限于唯心主义的社会改良范畴。

③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1853—1921 年），福建侯官人，近代中国早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清代末期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 年赴英国海军学校留学，1879 年回国。严复一生传播西学、培养维新人才、热心从教；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北京大学校长。他还与人合办过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的悲剧是后来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从新派行列退到了旧学营垒。

严复主张教育救国。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大患”在于“愚”、“贫”、“弱”；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愈愚”、“疗贫”、“起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他认为，从讲求西学入手，通过教育途径，就能达到“愈愚”、“疗贫”和“起弱”的目的，实现救亡图存之愿望。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主张。“新民德” 就是要培养人民守信、奉公、爱国的品质。他重视教育的“开民智”作用，在当时有利于民权思想的宣传。但他的“教育救国”主张，在当时就受到批评，认为不切中国实际，孙中山先生在伦敦和他进行过辩论。

严复批判旧学，宣传西学。他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批判，锋芒所向直指八股取士、传统汉学、宋学及词章之学。他认为这些旧学虽有些学问，但这种“学问”多是烦琐的、形式主义的，因而是“无实”和“无用”的。他宣传西学，主要是通过他的译著进行的。他翻译了赫胥黎的

《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这些书直接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了西方国家的治学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

严复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教育制度蓝图。他提出，儿童在十六七岁以前受初等教育，入蒙学堂与小学堂。小学堂的教学目的是“粗通经义史事”，能写“条达妥适之文”；功课以旧学为主，也学习西学读物。16—20 岁的青少年接受中等教育，课程以西学为重点，西学科一律以洋文授课。高等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西学。高等学堂和专门学堂聘用洋教

习，不用中国教习，班型大、学生多时可聘中国人为助教。

严复的教育思想对改变人们的教育意识，使中国教育从封建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向世界，走向实际，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他自己也没有坚持到底。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的教育家们扎扎实实地进行了批判旧学、宣传西学和提倡新学的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活动。他们废八股，变科举，广兴学堂；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局，编译外国教科书和各种书籍；还鼓励自由设立报馆；各学堂选派聪颖子弟出国留学等，大大推动了人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崭新思想和办学实践，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他们倾慕西学，追求实学，放眼看世界，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活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