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新闻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45 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了《德国新闻事业史》，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 20 世纪的美国把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总体理论研究中， 影响最大的是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它发端于 17 世纪末，盛行于 19 世

纪。到 20 世纪 40 年代，广为流行的是客观主义报道理论。

外国传教士也给中国带来了新闻学。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向中国读者零星介绍报纸的观念和知识。 1834 年第一篇新闻学专论

《新闻纸略论》，简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西方报刊出版现状等问题。1854 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整套办报方案，主张通过报纸发挥“收民心公议”的作用。这是中国人最早发表的有关报纸的论述。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关于报纸作用的探讨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陈虬等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纷纷撰文，阐述了报纸在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和促进工商业发

展的作用，倡导把报纸办成推动国家富强的工具。同时，对外报在华占据垄断地位表示了强烈不满。在维新运动的办报热潮中，梁启超等改良派强调了报纸的“去塞求通”、联络同党、权衡国是的职能。这期间， 任职外商报馆的中国编辑人员也发表了不少探讨报纸工作的文章，主要强调报纸应该反映庶民意见，兼录闾里见闻和新奇之事，要使市民广泛爱读等原则。西方的“报纸兴趣性”观念也开始在报界传播。19 世纪 80 年代初，“有闻必录”的新闻用语也提了出来。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中国报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主持过《中外纪闻》，并创办了《时务报》，在长期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对报纸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报纸可以“浸渍于人心”， 可以影响舆论。他把报纸的功能作用概括为一个字：“通”。“通”的作用就是“耳目”和“喉舌”的作用。“观国之强弱，则与其通塞而已”；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他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文章，明确指出《时务报》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舆论工具，这实质上是提出了党报的概念， 戊戌政变之后，他又肯定了《时务报》作为维新党人机关报的这一根本性质。

梁启超赞赏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思想，对清王朝压制言论自由表示不满。他说：“西国议院定一事，布之日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

梁启超很重视报纸的教育作用。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就注意到了报纸的“开民智”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开官智。他痛感“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报纸的功能除监督政府外，就是为国民之向导。他明确指出，“重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梁启超广泛介绍、评议和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许多人接受了新思想，由不满清王朝而走向革命。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当时的报界和以后的报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有些思想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尽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