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建设、坚持和发展

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贯穿在陈毅 22 年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从

1928 年 1 月湘南起义开始直到取得全国政权的三个历史时期中，他都为其努力奋斗，并依靠根据地的支持从事对敌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是与朱德等在湘南地区经历了 3 个月的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会师后，先

是坚持了 9 个月的边界割据，以后又选定赣西南 9 个县区作为第二个根据地。以后又汇合闽、赣、粤三省边区建立中央红军根据地，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地方范围提到全国的规模。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又被留下来和项英等一起，在赣、粤、湘边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先是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 年渡江北上，举行了著名的“黄桥决战”之后，实现了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的会师，从而开始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把共产党控制的范围扩大到江、淮、河、汉敌后的广大地域，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为以后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基地和战场。而陈毅本人则从坚持华东解放区到战略进攻后的开辟豫皖苏新解放区、并进而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直到中原、华中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胜利完成战略决战在南线歼敌任务，进而解放宁、沪、杭，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22 年间，革命根据地数易其名：武装割据—

—苏维埃区域——游击根据地——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 解放区。这就是从农村红军到城市政权的整个演进过程。

在武装割据时，曾分为红军武装割据和工农武装割据（即群众割据）两种。陈毅认为：“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这两者的区别何在呢？陈毅回答：“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14)

对于这两种割据，当时许多人都是承认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特别提到“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的问题。还记述了“八月失败”后边界山区群众坚持割据的情景：“⋯⋯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的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因为这些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区乡政权普遍建立”，“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创有赤卫队”。但从湘赣边界的总体来看，陈毅认为：“边界的割据在初期的发展（四月起）至后期失败（彭德怀退出井冈山）大半都是红军的割据，以实力造成。红军大半用的是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使他们自己红起来的。因此在边界的赤白斗争中农民反水常常见到的。”(15)而在 1929年春他们在吉安东固地区与江西独立第 2、4 团会师之后，对当地群众割据的局面和经验甚为欣赏。

围绕根据地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陈毅指出：“党一方面反对军队中不愿建立根据地、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方面反对地方上不顾全军队主力要无条件死守某一根据地的地方主义。”他指出： “党的正确原则是承认红军主力必要时的转移，同时必须部署加强地方武装，以达到主力转移后可能限度的坚持根据地。”“党的主张是艰苦做群众工作，艰苦做游击战争，从深入土地革命去扩大红军去扩大根据地，去迎接和发动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16)

根据地的选择是有条件的。陈毅以亲历者的身份这样写道：“在选择根

据地时，毛主席每每着重当地受盲动主义影响较小，党与群众的基础保留尚多，而地势又很好，以及离大城市较远而统治阶级力量较薄弱的地方。”(17) 陈毅作为战略区的领导人，选择根据地还要着重考虑它的战略意义。如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 1942 年以后，既要反对敌伪的残酷“扫荡”，又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军东逼，这一切都决定于根据地之巩固。陈毅认为，巩固工作的中心应首先摆在发动群众上面。只有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才能削弱封建势力，动摇顽固派的社会基础，消除敌、伪、顽的内应而造成我在农村中之优势。把这第一步弄好才能根深蒂固，使党植根于华中地区，使党在农村中有不可动摇的堡垒。地方党的基点解决了，才能顺次去解决基层政权，而过渡到上层政权的比较民主的改造。同时也在有了有组织的广大群众和农村党以后而顺利地解决人民武装（兵民与自卫军）问题，这样就使地方建设与军事建设是分不开的而达到最终的结合。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四大建设都比较平均而坚定的发展起来。这是华中根据地建设的完整步骤。

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个边缘区工作问题。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必须做好边缘区工作，在各个革命时期中，以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缘区情况和工作最为复杂：敌、伪、顽、匪、帮会、会门和我方人员进出，各种势力并存。其中以敌、顽、我三大势力为主流，其余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自我方在敌后占优势后，敌、我矛盾为主流，顽方成为敌、我之间的重要挑拨者。内战时期，赤、白对立，是国民党方面主动造成的；而我方的过左政策亦有相反相成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敌方亦屡屡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来阻止我之发展，但被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隐蔽的游击政策所击破。

边缘区工作长期处在炮火连天的战线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轮番交替，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其斗争方式有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流血的与和平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妥协的与革命的等等，流动性、变化性非常之大，陈毅把它比作“抗战中国的全国性斗争的一幅缩影”，“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观”(18)，欲在斗争中取胜，决定关键在于采取的政策是否适当。

陈毅是谋略高手，策略手段切实、灵活并且富于创造性，因而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缘区工作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陈毅认为：第一，要懂得必要的妥协和运用两面派；承认两面派或主动去组织两面

派，是运用暂时妥协的正确策略的具体表现。对于两面派也要区别对待。两面派分几种：第一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是为敌伪服务而向我敷衍的。第二种是革命的两面派，是向敌人应付而替我服务的。第三种是应付各方面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的产业和权利的，这种实际上是三面派。我们应多多争取替我服务的两面派，进而派自己的同志去充当“两面派”。使敌我接壤地带出现缓冲地带，这对于坚持根据地的长期斗争作用极大。运用两面派和三面派的问题，实质上是掌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单面与多面的矛盾问题。两面派的人选最好是帮会首领人物。

第二，要懂得镇压反水分子（叛徒）的巧妙办法。我们派人打入敌伪营垒充当两面派，由于斗争复杂尖锐，有时也会“弄假成真”，变成叛徒，出现了这类情况，我可派出新的内线去对付他；或在敌人营垒内搞假情报，制造疑惧，借刀除患；或派人狙击，镇压一、二个反水分子，以慑服他人。对党外两面派分子不能要求过高，要尊重他的本身利益，并帮他策划最后安全。

第三，边缘区条件不成熟的不宜变为中心区。边缘区有四种：第一种是我政权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政权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的。对于以上各种类型地区的工作，一般是先做好当地头面人物的工作，取得其同情，允许我方工作人员驻脚，造成同情区，再以便衣武装队、短枪队前往逐渐争取人心，改变态势，提高斗争方式而达到我方军事力量逐渐加强，最终剪除敌对势力。

第四，充分发挥边缘区民兵的作用。党对边缘区民兵应加以领导，根据情况，有时以民兵与小股伪军战斗；有时筑围寨固守，相持紧急时，我主力及地方武装增援，击退敌伪。每一农村的胜利，必提高邻村民兵看家自卫的热情。在敌伪凶狠逼粮时，也可多少给点，否则一味硬拼，民兵会失败。但如一味向敌伪赔小心，刺激其贪欲，亦必致失败，沦为伪区。民兵工作部门应与伪军工作部门密切配合，使伪军不敢轻易侵犯我区。为便于开展边缘区斗争，华中地区一般是从敌伪据点算起，2 里以内称伪化区，我方难以插足； 2—5 里之内称两面负担区，通常是敌我争夺或缓冲地带；5 里以外通常为我区，每年需要多少给敌伪一点维持费用；7 里以外则称抗日民主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已扭转了历史车轮，使之加速地推向全国胜利。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顾后瞻前，20 年前以农村作为胜利起点的中国革命，已经实现了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新阶段，陈毅要求部队要善于抓住时间学会攻坚。他说：“共、国两党二十年来在各方面的论争，思想上、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论争，主要是土围子不能解决，敌人在土围子里，你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不学会攻坚，就无法完成中国革命；学会了，革命就快成功了！” (19)

三战略战术思想

陈毅对于战略问题的研究是颇费心力而且造诣甚深的，归纳起来可以着重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