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潘石英

什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权威的定义是“毛泽东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1)也就是说，它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问题和中国军队问题全部认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军事科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上述定义的拴释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是当代中国军事思想最重要的基百。本文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基础

从本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斗争。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目标，时间长达 22 年。正是这场宏伟的革命战争，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而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国情的熟悉与研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产生的主观因素。

青年毛泽东曾经信仰自由王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2)，主张哲学救国(3)和“呼声革命”(4)。而在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

毛泽东首先是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萌生进而形成武装斗争思想的。 1925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全身心地从事农民运动，逐渐认识到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武装问题。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6)、《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7)、《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8)、《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9)等一系列著述，明确提出必须建立农民武装才能推翻地主阶级武装的思想。1927 年春夏，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终于失败。在这历史发生转折的关头，毛泽东批评共产党内专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的倾向，鲜明地作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标志着他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思想。这在当时各种革命尝试都归于失败的条件下，具有尤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接着，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发动湘赣边地区的秋收起义，开始了他直接从事武装斗争的长期实践。在起义遭到挫折以后，毛泽东果断地带领部队向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井冈山转进。从这时起，到 1933 年初的五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转战于赣南、闽西地区，经历了从小部队游击战到较大规模（先是红 4 军，后是红 1 方面军）运动战的战争实践，他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概括：（1）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2）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3）以游击战争“十六字决”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些理论，在毛泽东早期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著述中，以及大量指挥作战的文电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

1935 年初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又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对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全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又一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1935 年遵义会议，到八年抗战取得胜利，在这期间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多方面

展开而达到成熟。这 10 年里，毛泽东的军事实践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军事理论思维也更为深邃。他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

《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篇章，还撰写了军事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以下理论：（1）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2）战略防御的指导规律；（3）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4）军事辩证法。这就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1946 年～1949 年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作战规模越打越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组织指挥了包括震惊世界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交战，取得了新的经验。毛泽东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十大军事原则”等著作中，以及为数十分可观的作战文电中，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从而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实了关于战略进攻的理论，关于战略决战的理论，以及关于战略追击的理论。这样，已经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又有了重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继续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直到他 1976 年逝世。在这段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作出新的理论贡献是：（1）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的历史任务及其基本指导原则；（2）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揭示现代条件下进行人民战争的若干新的军事规律；（3）在取得政权的条件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正确关系；（4）制定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本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实践，又经过他长期不懈的理性思维和理论升华，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得到充实和发展。

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来自革命和战争的实践，而且是长时间理论提炼的结果。如果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喻为一棵大材的话，那么战争实践就是它的土壤。理论概括是抽象的，而历史的实践则是具体和生动的。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概念出发，这就要善于进行历史的回归，即把理论放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并联系当前的客观实际，才能把握住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真谛。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

本世纪 40 年代在中国出现了毛泽东“军事学说”、“军事路线”以及“军事思想”等等概念以后，就开始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对这一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其基本内容，从开始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

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并且呈现愈益深化的趋势。

革命战争时期，人们的斗争环境和任务不同，切身感受各异，提法也很不一样。

1940 年。杨松在《中国文化》第 5 期上发表一篇题为《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的文章，他归纳“最近十余年来”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时指出，“建立了新的人民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战术的学说”，他认为毛泽东“发挥了和具体化了马恩列斯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学说。”(10)张如心在 1941 年提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革命军队建设、革

命根据地建设以及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11)陈毅在 1942 年撰文《伟大

的 21 年》指出，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时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获得了正确的解决。提出了以弱对强以被动对主动以分散对集中以农村对城市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与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的战略战役方针；提出了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联合运用的战役战术方针；提出了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陈毅强调说“这不是平常军事家或者一本兵学书上可能解决的问题。” 1943 年，陈毅在新四军“七一”干部报告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占领了革命阵地，创造与锻炼了强大红军，创造了革命的新的战略战术，有了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12)1943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

1944 年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从武装割据、建设红军、抗日战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945 年 4 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为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心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13)人们知道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本人起草的，又经过了党的中央全会讨论和通过，是全党之共识，具有权威的性质。几天后，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在这个报告中，朱德着重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方面充分阐释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并且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14)这个报告也同样具有权威的性质。因此，在这以后的研究著述中，通常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概括为“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两个组成部分，或者再加上一个“战略战术”而成为三个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大体上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上情况告诉我们，从1940 年杨松提到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系统贡献，直到党中央在 1945 年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体系作出决议，其间经过了五年时间的研究、酝酿和传播。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科学体系首先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存在于群众之中，然后在必要时才由党中央作出决议。而不是必须先由党中央作出某种决议之后，才能研究、酝酿和传播。

建国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在科学体系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新的提法。50 年代曾有一度试图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纳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或“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体系中去，按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理论的不同框架，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分别装进去，使之融为一体。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并不科学，也不成功。1958 年 7 月，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的实际经验，灵活地运用了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创造性地制定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制定了一条完全正确的军事路线。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 8 年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毛泽东军事思

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朱德在人民解放军建军 31 周年的纪念文章《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指导革命战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这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沦，即军事辩证法。”(15)

50 年代中后期及其以后。人们更为自觉地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科学体系进行探讨。

1959 年，陈伯钧在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指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概括起来说，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军事辩证法（方法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队的作战原则。”聂荣臻在 1960 年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一次全面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基本原理和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之后，国内的研究工作虽然不免受到泛滥一时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现过一些过分拔高和夸大的不科学现象，但在学术界以下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第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的理论成果；第二，它的科学体系仍然可以归纳为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战略战术三个部分。

1977 年，叶剑英在人民解放军建军 50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他指出：“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毛主席在建设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长期伟大实践中，极大地发展和完善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更加丰富和发展了。”(16)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以很大篇幅阐述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并且指出了它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这个讲话，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建国将近 30 年来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概括。

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外国人士的研究对象。在过去，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毛泽东只是一位游击战专家，着重研究他的游击战思想。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使游击战战略化、系统化、普遍化的创始人，而且构成了一种“新的军事理论体系”。日本的伊藤皓文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概括为 6 个部分：战争理论；战争的定义，特别是战争的目的论；战争和政治，强调战争与革命的关系和政治领先的原则；战略防御，根本点是积极防御的思想；速决战和持久战；人民战争。日本的持田真一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 5 大战略，即统一战线战略，游击战争战略，根据地战略，持久战战略和核战略。日本官方出版的 1962 年《日本防卫年鉴》则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概括起来有 10 个部分：革命观；战争观；对武装力量的价值的估计；关于党和军

队的关系，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尊重士兵和人民的思想；重视军队的政治教育；精兵主义与全民皆兵结合，现代化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用对敌人的仇恨激励民心；古代战史的研究。《日本防卫年鉴》还指出，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书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则是彻底的现实性的东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

维逊指出，毛泽东战略理论由 6 项原则组成：具体地分析情况；重视情报资

料；研究双方互相反对的特点；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他指出，前 3 项

原则是研究战争的基本思想方法，后 3 项原则是作战原则，而第 1 项具体地分析情况是“理论基础”。戴维逊强调说：“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17)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洲部主任杰奎斯·格勒曼茨则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由军事哲学、战略思想、军队建设与后勤思想、精神力量与人的因素的思想、军事力量与社会相结合的思想等 5 部分组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活跃，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也更趋深入。进入 80 年代以来，在这个研究领域表现出以下动向。

明确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的概念，并且要求从科学体系上完整地准确地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早在 1977 年，邓小平就针对林彪、张春桥等人在军队系统肆意歪曲、篡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做法，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建议“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18)只有这样，才不至割裂、歪曲或损害毛泽东思想。
更加重视和强调对战争观、方法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集中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若干结论，因与发展中的客观实际不相符而逐渐丧失其现实指导意义，从而显示出居于更高层次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普遍指导意义。有的主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体就是战争观和方法论，甚至可以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直接称之为“军事辩证法”或“军事哲学”。
主张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进行更细的分解，以便能与各项实际工作直接挂钩。因此，除了两部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三部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结构方案外，还出现了四部分（以三部分为基础，把战争观和方法论抽出来，独立存在）、五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案，是军事哲学、军事学说、建军理论、战略战术、军事指挥）、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案，是把五部分中的军事哲学拆开，分列为战争观、方法论两部分），以及七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案，是武装斗争思想；农村根据地思想，战时财政经济思想；军事辩证法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等等结构方案。还有的主张把政治工作、后勤思想也分列力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方案中，有并排（平面）结构的，也有分层（立体）结构的。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甲论乙驳，不一而足。80 年代以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提出的结构方案之多，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80 年代以来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领域，

呈现出一种似乎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表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一方面又表现了高度分化的趋势。其实，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趋势，都应该把它看作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认识深化的结果。它标志着这项研究工作已经跨进一个新的阶段。

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规律。这方面，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概莫能外。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会产生把科学知识的个别内容分离出去的要求，使之成为具有自己的特殊对象、课题和方法的新的分支学科。这就是不断分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人们在已有学科领域中，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日益深透和精细。这种趋势导致科学的划分越来越细，分支学科也越来越多。目前在我国，生物科学已经分化为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昆虫学、生理学、神经生物学、人类学、水生物学、微生物学、病毒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生物学等 18 个分支学科。而在本世纪 50 年代我国生物科学却只

有不到 10 个分支学科。心理科学目前在我国也已分化为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生物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等 9 个分支学科。而在本世纪 50 年代我国心理科学只有两三个分支学科。这种不断分化的趋势，不就是研究领域扩展和研究工作深入的重要标志吗？

也正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又会提出学科不断综合的要求。这是在分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在各个学科的不同运动形式中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内在联系，并具有某种共有的规律和特点。于是，人们又从狭小的学科领域里跳出来，要求把原先分散在各个专门学科的，互相隔绝的知识、思想和方法，联系和综合起来，从而开拓新的更高层次的认识领域。例如，在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发现在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地理学、医学、工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广泛领域中，都存在着与之相关的知识，于是新兴的环境科学便应运而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领域，提倡从科学体系上认识问题，以及强调战争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也是综合化趋势的一种表现。综合化的趋势，还表现在横向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兴起，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相互渗透等方面。

不断分化又不断综合，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是彼此密切联系的。不断分化标志着向微观世界的进军，不断综合标志着向宏观领域的发展。整个科学就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交替、渗透和运动中得到发展。现代科学发展的总特征就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辩证统一。80 年代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领域里出现的意见纷陈的动向，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的积极现象。因此，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出什么结论，去规定必须是几个部分和几个层次，而是应放手让它在实践中和各种学术流派的切磋探讨中，求得新的发展。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把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作为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提出。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9)他深刻总结了旧中国的军阀和中国国民党的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教

训，也研究了苏联武装斗争的经验，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充分认识人民军队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夺取政权离不开武装斗争，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各种民众斗争和民众组织都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这些斗争和组织都是围绕着夺取革命战争胜利这个中心。因此，毛泽东概括说：“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20)。

毛泽东军事思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里，军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要把这样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和高度军事素养的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创立一整套崭新的军队建设的理论、方针和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应当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建立而斗争的，它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当是这支军队的根本属性和唯一宗旨。它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在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期，这支军队不是单纯的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1)就是说，除了主要地执行战斗队的任务以外，也要担负工作队或者生产队的任务。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支军队作为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纲领的工具，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在军队中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各级部队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系统地运用于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建立有领导的民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保证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政府，爱护人民，使人民群众把这支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军民一致，从根本上改变旧式军队与人民对立的现象。这支军队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推行进步的政治教育，造成主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保持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军政首长命令指示的付诸实施，保证军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立自己强大的国防”(22)的历史任务，并明确指出国防的基本使命是“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23)他告诫全党，“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4)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25)。军队现代化，就是“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他提出必须建立强大的空军、海军和陆军各特种兵，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军队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26)。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和平时期则强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军事训练是军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军队只有不断提高军事素养、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加强战备，增强协同作战能力，才能随时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全。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革命战争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进行战争的坚实基础，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动员群众参加战争，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就造成了克服

一切战争困难的条件，从而就能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在经济落后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旧中国，只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三者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准备干部、发展生产和支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并向全国作波浪式推进，进而夺取中小城市，才能最后取得全国政权。在武装力量方面，人民军队是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同时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体制，这样就能最有效的发挥全体军民的战争伟力。主力兵团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执行固定地区内的作战任务，游击队和民兵则不远离家乡，配合正规军作战或独立进行游击战，保卫家乡。实行人民战争，还要求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和妇女的斗争，同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同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配合起来。要尽可能多地扩大自己的同盟军，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一些外国学者正确地指出，“人民战争理论，不只是纯军事的战略论和战术论，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战争论”

（日本伊藤皓文）。

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以灵活机动为特点的战略战术。这是中国人民军队在敌强己弱的条件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的锻炼所形成的。1928 年，红军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逐步形成与当时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游击战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并产生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割据，波浪式的推进，强敌跟追，盘旋式打圈子等军事政策。这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发展的基础。美国牛津大学教授萨莫尔·格里菲斯指出，“革命的游击战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它的基本国素是政治，是人，强调政治教育和争取人民；它的取胜之道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27)中国革命战争，在作战指导上从来不拘一格，一切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主动地、灵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利用敌方的一切矛盾，孤立和打击敌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敌变我变。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人民军队自觉地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要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方拥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战略上必须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则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战略防御阶段必须遵循的原则。通过战役、战斗的进攻战，转变敌优势、己劣势的力量对比，适时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进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指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反对以纯粹军事性考虑力基础来进行速战速决的战争，而这种观点正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基础”(28)。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及时转换和采用恰当的作战形式。就战争全过程而言，运动战是大量歼灭敌人、解决战争命运的基本作战形式。阵地战是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重要作战形式。其中，阵地防御战主要是执行阻击和钳制敌人的任务，以配合和辅助运动战；阵地进攻战则执行攻歼据守城市之敌和夺取地方的重要任务。游击战以分散流动的作战，从战略、战

役、战术上配合正规战，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作战形式。根据战争各时期、各阶段、各地区的具体任务和实际情况，把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协同，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汪务。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要求每战均解除一部分敌人的武装，剥夺其抵抗力，俘虏或毙伤其全部或大部人员，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力求避免消耗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胆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力求全歼和速决，不使敌人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即歼灭敌人一部兵力，击溃敌人另一部兵力。为实现歼灭战，必须审慎地选择打击方向和歼击目标，拣弱的打，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对于初战持慎重态度，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决战问题上，执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进攻时防止冒险主义，防御时防止保守主义，退却时防止逃跑主义。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还要求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重视后勤保障和军队的适时休整。毛泽东指出，这些战略战术都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够有效地运用它。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而形成的战争观和方法论，阐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客观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揭示了对革命战争本质的认识和战争诸因素的运动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最稳定的部分。1936 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首次提出“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并就此题目发表讲演。军事辩证法研究军事领域最一般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领域里的特殊表现。日本学者矢吹晋指出，“在把辩证法‘作为方法’来阐述方面，毛花了最大的力量。毛正是运用哲学这一武器，写出了军事论，战略战术论，组织论，文化论等极其广泛领域的重要论文”。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私有制产生以来的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目的、现代战争根源，以及无产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释。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走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所以战争必然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然而，战争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前进了，于是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拥护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正义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力量的竞争，战争力量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结合物。军事家不可能超越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去企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在使客观物质基础所提供的胜利可能，转变为胜利的现实的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始终是最活跃的因素。在认识战争制胜因素的问题上，要重视人和物的正确结合，防止过分夸大物质作用的机械论，也要防止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毛泽东指出，从本质上和从长远上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无

产阶级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反动势力强大而革命力量弱小的条件下，革命人民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是能够逐渐转变双方力量对比，最后获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毛泽东强调指出，战争现象较之其他社会现象更带所谓“盖然性”，然而，战争也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现象，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也是可以认识和驾驭的。战争规律有一般与特殊之分。敌我、进退、攻防、胜败等矛盾现象，存在于一切战争之中，是一般的战争规律；不同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又各有其特殊的战争规律。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进行正确的作战指导的基本方法。从实际出发研究和指导战争，不但要求熟识和运用一般的战争规律，尤其要求熟识和运用特殊的战争规律，着眼特点和着眼发展，善于按照运动着发展着的战争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法，防止作战指导上不区分时间、地域、性质差别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一再表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完全依赖兵力，而是要能巧妙地运用兵力，以打击敌人的弱点，力求陷敌于不利的地位。”(29)作战指导要有战略头脑和全局观念，善于关照全局，掌握关节，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以局部服从全局。战争是敌对双方武装着的活人之间的生死斗争，而且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行动，不择手段地制造假象以迷惑对方，这就使得战争行动较之其它事物更为困难。战争中，要在周密组织侦察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建立合理的部署，并根据客观情况的实际变化，及时修正决心，积极机断行事，实现作战指导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作战指导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切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毛泽东不是一般地沿袭前人的现成经验和理论来指导战争，而是以回答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实际情况出发，去揭示规律和解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从而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战争指导上。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在同中国共产党内的以脱离实际为特点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品格，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突出特征。如果说有什么“秘诀”存在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国情的最大限度的适应性，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秘诀” 所在。战争的主观指导能否适应战争的客观实际，这是判断和评价任何军事理论的基本标准。有一种意见认为，用实事求是来概括缺乏军事色彩，不如用“人民战争”来概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其实，人民战争理论正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敌对双方的特点和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行动的集中表现。这就是说，“人民战争”也是“实事求是” 的结果。因此，用实事求是来表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仍然是准确的和科学的。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观点，是与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观点同时形成的，并在党的决议和其它

文件中有着明确的表述。刘少奇在 1945 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37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决议》还多处使用了“领袖们”这个词，足见领袖不只是一个，而是有一批。在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中，毛泽东居于首要地位。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是坐在房子里思辨出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只能在军事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参加的武装斗争实践。党和人民在这场规模空前的革命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可宝贵的源泉和最为深厚的基础。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集体智慧结晶。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的智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直接的和主要的来源。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于若干块互不相连的地域。各个革命根据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这种独特的斗争环境，造就了一大批能够独挡一面的革命领袖人物。他们必须具有战略头脑，善于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从全局上和发展上观察与思考问题。他们都面临着同毛泽东一样的进行理论思维以总结经验和指导实践的严重任务。因此，在各自的长时间的军事实践中，也都形成了适应本地域革命斗争特点的军事理论。而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经验的集大成者。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进行早期的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卓越领导人，很早就在探索中

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基本理论问题。有的比毛泽东还要早一些。蔡和森在 1922 年就提出：“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30)。不久，他进一步指出“心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决旧支配阶段——军阀的武装”(31)。周恩来也在 1922 年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32)。1924 年夏，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统治”的口号，并指出“只有学习苏联暴力革命，中国革命事业才有光明的前景”。在1924 年秋至 1926 年间，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活动的领导人，担任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主持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即广东革命政府）的铁甲车队，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军队—— 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参与领导和指挥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先后发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队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著述，对革命军队的性质、作用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

1926 年春，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提出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

1927 年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1927 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

的关头，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毅然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如何将农民起义军建设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之后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方面，最早举行武装起义的各支工农革命军都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然而，直到 1929 年春，各地红军包括朱德、

毛泽东领导的红 4 军在内，认识仍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听取陈

毅关于红 4 军情况的口头汇报后，委托陈毅按照中共中央讨论的精神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内容，代中央起草一封指示信，该信由周恩来最后审定。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这封信就当时形势，红军任务和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和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红军中党的工作，以及红军目前行动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指示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33) 指示信统一了红 4 军前委的思想，指导红 4 军成功地举行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从而产生了毛泽东起草的被称为“红军建设纲领性文献”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由此可见，一些卓越领导人先于毛泽东所进行的军事实践和理论探索，必然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坚实基础。

共同进行理论概括。就总体而言，长达 22 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以及建国以后时间更长的军事实践，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共同领导与集体指挥的。他们共同分析国内外形势，进行战略判断，作出战略决策；他们共同起草指挥文电，运筹全局发展，指导战略进程；他们共同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维，作出理论概括。早在井冈山时期，担任红军第 4 军军长的朱德和担任党代表的毛泽东，共同指挥部队运用游击战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和“会剿”，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作战的胜利。他们在游击作战的共同实践中，丰富了对游击战争作战原则的认识，最终共同提出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十六字诀”。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 1937 年 8 月于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任务。这个方针和任务完全符合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相继发表许多演说、论文和专著，从不同层次和侧面对抗日战争的方针和任务，充分地阐述己见。大约一年之后，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对这一时期所讨论的基本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把全党全军的认识统一起来。因而这两篇重要著述一经发表，便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纲领和代表之作。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于 1947 年 12 月，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 18 个月，毛泽东集中了各战略区的实践经验，作了理论概括的工作，对尔后的战争指导发生极其重要作用。“十大军事原则”的丰富内容，几乎都可以从各战略区的文电中找到其“原型”。

还有一种情况。尽管各战略区被敌分割，彼此难以联系，却进行着不约而同的理论创造。例如 1929 年 11 月，鄂豫边红军领导人徐向前、戴克敏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红军的任务是：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

的各种斗争；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夺取反动武装；保障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个决议案还对军队政治工作，军队与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明细规定，其内容与一个月之后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活动的红 4 军通过的“古田

会议决议”，几无二致。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的红 7 军，于 1929 年 12 月所

发的《红 7 军前委通告》，要求各级党部要“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1、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2、纵队之下，各营设营委；3、每连队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同志混合组织；4、各营委及各支部由各直属队委指挥。” 这与在此之前不久由毛泽东概括的井冈山斗争经验，也是完全一致的。在作战理论方面，彭德怀在 1929 年 4 月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弱小的红军必须“集

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34)贺龙于 1929

年 8 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自然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酌处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把游击战术概括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朴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35)。这个被称为“53 字口诀”的游击作战原则，与红 4 军活动地区的“十六字决”的精神又是一致的。鄂豫边根据地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也提到游击战争七条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作战原则，与“十六字诀”还是一致的。在不同地区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反映了它的客观真理性。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严格的报告制度，使各战略区的情况能及时地汇拢到中央，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集体智慧得以形成并发挥其作用。当时担任晋冀鲁豫军区（以后依次改称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从 1948 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起，直到 1952 年调到中央工作，在此期间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大体上两个月一次，亲自动手向中央写书面报告。毛泽东表扬邓小平能按时写报告，并且写得很好。毛泽东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段君毅回忆说，毛泽东曾说过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36)在已经公布的军事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为数可观的作战指挥文电。其中，既有毛泽东起草的，也有别人起草的。在同一份原稿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笔迹，也可以看到他的战友们的笔迹。有一些是毛泽东起草后别人修改的，电有一些是别人起草后毛泽东修改的。这些军事文献，生动地记录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伟绩，也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军事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性认识。战争问题一经决策，便立即成为千军万马的作战行动。战争决策者的每一个想法，都要在战争实践中接受检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军委和战略区的关系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军委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十分注意倾听和采纳战略区的意见，及时修正既定决策，使之更趋正确；战略区领导人则敢于直言，使军委的决策更加符合战场实际，在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方面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四条铁路对华北解放区发动进攻。毛泽

东原来要求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寻歼南下之敌。但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坦陈己见，实际上是集中兵力歼击了北进之敌于晋东南地区，取得上党、邯郸战役的重大胜利。

1947 年著名的陕北三战三捷（即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期间，歼击目标、打法和部署等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彭德怀等在战略意图之下，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机断决定的。1948 年 7 月中旬华东野战军攻克兖州后，毛泽东曾下令该野战军不惜疲劳与减员，争取在十天内外攻克济南，不要马上进行休整。粟裕等则鉴于济南守敌多达 11 万人，工事坚固，徐州还可能出动援

敌达 17 万之众，需要考虑攻城和打援两个方面的作战，而华东野战军兵力并非绝对优势，又值雨季，部队行动不便，故建议推迟攻济时间，准备好了再打。这一建议无疑是符合战场实际情况和全局利益的。毛泽东欣然同意，遂改变原决定，将攻打济南时间推迟到 9 月中旬。结果是由于准备充分，一举攻克济南，徐州之敌慑于被歼，未敢出援。后来，毛泽东把这个成功经验概括为“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的初衷是粟裕最早提出的。毛泽东认为“甚力必要”(37)。当战役顺利展开后，毛泽东曾提出战役第二阶段将以华东野战军兵力连续作战，歼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相机夺取徐州。当时领导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应以中原野战军歼击黄维兵团为上策，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应休整十天半月，监视徐州之敌。毛泽东果断采纳了这个正确建议，取得淮海全役的圆满成功，创造了大兵团作战轮番使用兵力，“吃一个，困一个”的成功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央军委原定出动两个军。但前线指挥员彭德怀为使初战有必胜把握，建议 4 个军同时出动作战。此议被中央采纳，结果是一举取得渡过鸭绿江后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对稳定朝鲜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此类事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阐述、补充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十分重视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活动。在已经面世的《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里，选收了著作者为数可观的军事著作；有的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著作的专集，如已经出版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贺龙军事文选》、

《粟裕军事文集》等。这些军事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各个不同侧面研究军事问题，与毛泽东军事著作交相辉映，从而构成一座宏伟的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大厦。

第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群众（包括武装的群众——军队在内）在革命战争中显现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最为深厚的实践基础。应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战争实践，就不会有毛泽东军事思想。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时起，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革命战争的主体，不惜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实现战争目标而英勇奋战。经历了 10 年土地革命战争，8 年抗日战争，3 年解放战争，消灭敌军总数达到 1 千万人以上，创建了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又进行了包括 3 年抗美援朝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斗争，保卫了人民共和国。在这一革命进程中，人民群众蛤终是历史的主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

别的科学归纳和演绎，把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提炼和概括成为军事理论，又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战争实践。如此循环反复、螺旋上升，毛泽东军事思想才得以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众所周知，毛泽东本人历来反对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作他个人的产品，而总是强调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指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记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1960 年，他在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在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亲笔加上“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句关键的话，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毛泽东思想与全党、毛泽东思想与人民群众、毛泽东思想与集体奋斗、毛泽东思想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1964 年，他再一次说“《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第三，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先哲们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分地汲取了中外军事遗产的精华，尤其是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成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这一锐利武器，精心解剖中国革命的实际，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提出的问题。所以，人们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看作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原话。更多的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风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加以解释和发挥，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相当重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优秀军事理论。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公开发行的毛泽东著作中引用“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历史资料共 218 处，其中引文 94 处，涉及中国历代人物和典籍的 64 处，涉及中国历史事件和战例的 60 处(38)。如毛泽东多次引用

《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作为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提出。他告诫人们“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39)。毛泽东还引用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来说明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战略退却的必要性；引用孙子的“示形”，来说明造成敌人过失和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毛泽东军事著作中也引用拿破仑、库图佐夫、克劳塞维茨等外国军事家的观点和论述，加以改造，赋予新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定义，并把它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40)毛泽东在承认克劳塞维茨指出的战争具育“盖然性”的基础上，辩证地指出“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41)，从而把战争的不确实性和战争的规律性统一起来，使之具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理论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在笼统地承认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同时，也就应该具体地承认在“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特定概念里，既包含着占主要地位的毛泽东本人的军事思想、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其他杰出领导人的军事思想，诸如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朱德的军事思想，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刘伯承的军事思想，贺龙的军事思想，陈毅的军事思想⋯⋯等等。这种理解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许多本原构成的。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宇宙万物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构成。古希腊和古印度也都有类似

的看法。这种具有朴素性质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世界是多元的。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时，有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42)毛泽东军事思想来自物质的运动

（战争），来自群众的实践，来自历史的继承，来自集体的智慧。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概念，与“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朱德的军事思想”、“邓小平的军事思想”等等概念，具有显著的统一性和相容性，而不存在对立性和排斥性。

有些人把“思想”一词看得高大而神圣，以为只能把它安在宝塔之顶、高山之巅，甚至把它看作是一种什么待遇，主张按“主义”、“思想”、“理论”、“论述”进行等级排列。其实，按照我国辞书的解释，“思想”亦作“观念”、“念头”、“想法”，“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毛泽东本人对“思想”下了一个通俗而精确的定义。他说：“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因此，“思想”一词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极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标题：《学习董必武同志的政治法律思想》(43)，《也谈刘基的军事思想》(44)，《孙中山晚年建军思想略论》(45)，《略论孔子的军事思想》(46)，《邓小平的国防经济思想初探》(47)，《学习陈云的决策思想》(48)，《邓小平领导体制思想的新发展》(49)，《朱德的经济建设思想》(50)，《简论邓小平的文艺思想》(51)，《董必武的法治思想》(52)，

《学习邓小平的改革思想》(53)，《张闻天建党思想的转变初探》(54)，《谈周恩来的领导思想》(55)，《略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56)，等等。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这说明“思想”一词既不神秘，也不高贵，是一个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常用词，实在没有必要进行等级排列。

总之，“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依据和丰富内容的科学结论，它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空洞的词藻。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放开手让人们研究探索，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军事思想研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五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进行的长达 20 多年

的革命战争，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又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的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保卫和巩固了政权，使国家有可能在和平与安定的条件下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这个事实本身，已经雄辩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它作为一种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是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它在中国和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集中了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精华，用以指导一场现代的新型的战争而取得成功，把中国军事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广泛地汲取外域的军事理论成就，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原理，成功地结合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使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作出独创性的贡献。事实已经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已经超越毛泽东本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度，而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的精神财富。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日益广泛和深入的轨迹，就是明证。

前面已经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包含着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两种成份。前者具有更多的普遍性，后者具有更大的针对性。不应把两者等同起来或混淆起来。我们讲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无疑是指它的基本原理而言的。必须指出，在研究现实指导意义这个问题上，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不幸的是这两种“主义”，在已经过去的岁月里曾经反复地犯过。从“活学活用”，到“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它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统治着全局。虚无主义的倾向虽然不曾在全局上发生，却也有局部的或暂时的表现，也是值得我们正视的。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历史是在无穷无尽地发展，在历史长河中，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都在产生和消失。任何军事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作战能力水平之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毛泽东军事思想当然也不能例外。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一个历史范畴之所以必要，其目的在于应当以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理论，防止把它看成是“顶峰”或“终极真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历史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情况都已有了重大变化。军事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作战的对象变了，使用的武器变了，时间地点也变了。一句话，战争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战争性质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局部战争，倒是第三世界国家战事频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爆发了几次军事冲突。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套用原有理论就难以解释清楚。从战争样式来看，有使用一般常规武器的战争，有使用高技术武器的战争，还可能有使用核武器的战争；有高强度、中等强度和低强度的战争；还有大规模、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战争。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很难从原有理论中得到相应的现成的答案了。

凡此种种都说明，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将继续变化下去。作为上层建筑的军事思想，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既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已经为原有理论所包容不下，那么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造，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了。企图从经典著作中得到现代战争的现成答案，是苛求前人，也是荒唐的。因此，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是要继承，二是要发展。重点在于发展。这正是当代人在新的军事实践中，所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

注释：(1)叶剑英署名释文“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 2 卷第 748 页。

吴黎平《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31 页。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4—90 页。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1926 年 1 月《中国农民》杂志第 1 期。
1925 年 12 月—1926 年 3

月，在《革命》、《中国农民》、《中国青年》等杂志上多次发表，每次发表均有修改。建国后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1926 年 9 月《农民运动》第 8 册。
1926 年 10 月《向导》杂志第 179 期。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 一 44 页。
《中国文化》杂志第 5 期，1940 年 7 月 25 日延安出版。
《解放》杂志第 127 期，1941 年 4 月延安出版。
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7 日。
《毛泽东选集》第 983 页，人民出版社，1984

年合订本。(14)《朱德选集》第 153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15)《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l 日。

《人民日报》，1977 年 8 月 1 日。
《毛泽东的战略》，美《陆军》杂志，1963 年 4 月出版。

(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40～41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

(19)(20)(21)《毛泽东选集》第 975、512、84 页。1966 年版合订本。(22)《人民日报》，1949 年 3 月 27 日。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44 页。
《人民日报》，1950 年 9 月 27 日。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58、359 页，战士出版社，1981 年出版。

(27)[美]萨莫尔·格里菲斯《论游击战》。(28)(29)[美]基辛格《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 (30)《先驱》杂志第 10 期、1982 年 8 月 10 日出版。

《向导》杂志第 18 期，1923 年 1 月 31 日出版。
《评胡适的实力》，1922 年 12 月，转引自《历史知识》，1983 年第 1

期。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6 页。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3 页。
邵式平、汪金祥：《闽皖赣（赣东北）党史》。(36)《党的文献》杂志，1990

年第 3 期第 82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517 页。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编著。(39)(40)(41)《毛泽东选集》第

458、447、458 页，1966 年版合订本。(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 页。

《红旗》杂志，1985 年第 11 期第 9 页。
《浙江师院学报（哲社），11985 年第 1 期第 59 页。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6 年第 4 期第 89 页。
《河南大学学报（哲社），1986 年第 4 期第 31 页。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6 年第 3 期第 63 页。
《决策与信息》，1986 年第 7 期第 4 页。
《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 年第 4 期第 29 页。
《瞭望》杂志，1986 年第 4 期第 16 页。(51)《文艺理论家》，1986

年创刊号第 9 页。(52)《湖北党史通讯》，1986 年第 1 期第 26 页。

《红旗》杂志，1987 年第 11 期第 2 页。
《理论月刊》，1987 年第 5 期第 28 页。
《探索》（四川），1987 年第 2 期第 74 页。
《社会主义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41 页。

作者潘石英本书主编。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一室原主任，55 岁。70 年代起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已撰写和发表军事思想学科与战略学科的研究成果约 200 万字，是我国第一批被授予“军事科学研究员”学术职称的军队高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