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建设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和科学、适用的教材 体系

刘伯承指出：教员的培养是办好院校的中心问题，正如开医院要有高明的医生，开饭馆要有好厨师，办剧团要有名演员一样，办院校最要紧的要有好教员。他时时注意选调各方面的人才到军事学院任教。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中间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培养当教员，或从毕业学员中选留，逐步把他们锻炼成为教学第一线的骨干力量。二是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或临时邀请这些院校的学者、教师来院讲课。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选拔政治表现好，有较高军事学术素养与专业知识的留用任教。

刘伯承重视选调使用教员，更重视培养、关心、爱护教员，充分调动教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他提出必须抓紧师资训练，而训练又必须从政治思想和业务两方面同时并进，他的口号是：“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政治思想训练主要是通过经常性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学习，通过实际参加抗美援朝、土改、镇反、整党、三反等政治运动，促进世界观的改造，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做到原则立场坚定，政策界限分明，政治上不迷失方向。业务训练主要是提高学术水平， 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育学的理论。业务训练的方法主要采用了五种：利用教学间隙，组织专门训练班；通过教材、教案的编写与经验总结，组织教学组专门研究讨论；举行经常性的教学准备会、试教、范教和课堂互相观摩； 在教学过程中，及时组织专门问题的研究讨论；各级领导及时深入检查教学效果，提出问题，作出专门总结，组织研究。为了迅速提高教员的文化外语水平，还采取离职住学、参加军官业余夜校、在职自修等措施，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在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上培养、尊重的同时，对教，研人员的工作、生活也作了多方面的关心和照顾。刘伯承曾直接上书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专门提出解决院校教学人员的待遇和建立奖励制度。指出：凡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等一切待遇（其中包括编制军衔、职务薪金和晋级等） 应完全与部队（除作战者外）一致，以适应军委关于“以训练工作为中心，

以训练干部为中心之中心”的要求，“在院校中应奖励那些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工作成绩良好者，以推广先进经验，提高科学文化水准”⋯⋯使院校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定下心来，努力学习，努力教授，努力工作，也就解决了若干年来不愿做学校工作的基本问题。”(50)此后他还下达了《关于发给教员补助费的指示》。

刘伯承认为，办好院校的关键，除了有坚强的领导外，一在教员，二在教材。教材是教员水准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他在治校中一贯狠抓教材的编写与翻译工作，形象地称教材是院校建设的“重工业”，翻译是学术研究的“水龙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为了适应立即招生开课的需要，当时从苏联引进了一些现成的条令和教材，所以翻译工作被摆到了较高的位置。他亲自制定军事术语，校正条例条令，组织教员认真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指导翻译工作吸收与借鉴苏军等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编写出适合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类教材上千种。他为教材编写规定了五个原则：从学员实际情况出发；密切联系军事实际：既照顾速成的要求，又照顾到科学的系统；强调教材学术内容的准确性，思想性和原则性；强调教材文字表达要清通。军事学院教材的成就， 突出表现在军事方面：从团到集团军，再到方西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再到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总共有三百五十余种。形成了分类确当、层次适宜、配套成龙的科学的教材体系，为搞好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