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军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和发展

刘伯承是从旧式军队转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新旧两种不同制度和经历的鲜明对比，使他对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军队与别的队伍有什么不同？就是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革命军队的特质。中国的人民军队有两种创建、发展形式，一种是在革命群众武装如赤卫队等的基础上提高而来，一种是由旧式的资产阶级军队改造而成。前者刘伯承称之为中心部队，后者称之为基础部队。无论那种形式，他都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党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实现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新生的革命武装，必须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牢固的政治基础，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大革命失败就是吃了党没有及时抓武装的亏。于是，他明确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要求，由此实现党对武装的掌握。在 1928 年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军事化的党员成为一颗颗种子，在群众斗争的土壤中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组织起一批又一批忠实可靠的革命武装，去完成推翻旧世界， 建设新世界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豪迈地宣言：“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胜利”。刘伯承参加革命后曾被党委派去做兵运工作，策划军阀军队的暴动和改造。这种改造， 他主张在军阀军队里“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同时他又认为，党在军阀军队中的发展，必须普遍注重于质量，这既是兵运工作特定环境的需要，更是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的需要。为此，他提出了“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措施。这些工农分子，有些是党员作为骨干派进去的；更多的是入伍后被培养、发展为党员，成为军阀军队暴动、改造的中坚力量和组织领导力量。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战争的鲜明目的性和无比的艰巨性、残酷性，要求人民军队比以往任何类型的军队具有高得多的坚定性、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只有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实现。刘伯承历来强调党在战争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针对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派出很坚强的党员，在实际中去领导这一斗争，才能完满实现给予的任务”。(1)并特别指出：这在军阀制度法西斯化的中国更有严重的意义。因为只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使人民军队摆脱封建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保持无产阶级的正确方向。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加强党的领导，首要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干部的军政素养， 使他们能领导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他坚决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方针，号召军队“以党为核心团结奋斗”，去夺取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全面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在论及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时，他说，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军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军队。无产阶级领导的，指的是司令官；人民大众的，指的是队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指的是任务。以军队为主体的军事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系统一样，只是整个革命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决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在党这个司令官的指挥下，积极

作战，为完成党的任务而英勇奋斗。在谈到军人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时，他严肃地指出：“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好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成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如果你因此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道路，那你就会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2)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在建设、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就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对此，刘伯承提出了“工具论”，指出军队是“执行和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而军队每个成员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更要“成为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要有真减、急迫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成为党和人民有用的工具。党和人民需要我们保卫祖国，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那我们就要去保卫，并且保卫得好，保卫得住，尤其是无代价地去完成保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