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南昌、上海两次武装起义，还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武装斗争形式。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地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 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9)广州起义的教训，也是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形势不利时又役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为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后的革命斗争方针，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党中央首先派毛泽东回湖南发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全国各地在二百余处相继爆发了起义，主要有：广州起义，海南岛农民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 河南确山农民起义，湖北黄安、麻城起义，赣西、赣南农民起义，鄂北地区农民起义，赣东北弋横农民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地区农民起义， 陕西渭华起义，江苏通海如泰农民起义，湖南平江起义，闽北崇安农民起义， 川东农民起义，商南农民起义，六霍农民起义，广西百色起义等。这些起义对于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动员与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全党这时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困扰，还没有形成以“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各地起义仍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又缺乏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因而这些起义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也没有完全解决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的“六大”前后，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 认真总结了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毛泽东在湘赣秋收起义受挫后，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坚持井冈山斗争建立

农村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中国革命不能走苏联十月革命组织城市工人起义，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而只能采取毛泽东、朱德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首先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几省交界的山区举行武装起义, 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再逐步向外发展，最后夺取城市政权，这才是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现有史料看，对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开始进行认真的思索，提出了一些十分宝贵的思想，并为贯彻这些思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28 年 3 月，他受党中央委托到香港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左”的错误。他在分析广州起义为什么失败时指出，“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 (10)同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谈到土地革命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问题，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11)看来这时周恩来已初步认识到了过去只注重城市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到了 6 月份，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摆脱城市中心论，实行农村割据的思想。他在讨论六大政治报告的发言中， 强调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个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12)随后又根据各地的经验，特别是听取了陈毅关于红 4 军关于坚持井冈山的斗争情况汇报后，正式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的这一重要思想，先是在 1929 年 3 月中共中央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来的。他全面地分析了湘鄂西一带党和群众的情况后指出：目前虽然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正在加紧准备战争“可与你们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 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同时湘西、鄂西一带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还缺乏基础，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你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 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 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13)到同年 9 月，在给红 4 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表述的就更加明确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4)就是说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当时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等人却仍然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提出组织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省必须在各重要城市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要以总罢工为前提。对抵制这种“左”倾育动主义错误的同志，斥责为右倾。对周恩来提出的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思想斥责为“割据观念”，并决定将周恩来调离中央，去北方局工作。这时，周恩来正在莫斯科。1930 年 8 月，周恩来一回到上海，孪立三等人就向他发难，周恩来态度鲜明地指出，发展农村“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根， 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

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15)这个时期，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的这些重要思想不但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困扰，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创造的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中小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力推广红 4 军的经验，周恩来多次主持召开会议井领导中央军委于 1930

年 1 月 15 日创办了一个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在创刊号上介绍了毛泽东和

朱德领导的红 4 军的经验，全文发表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并在《报告》前加按语，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 4 军的经验。

三 周恩来在缔造新型人民军队上的杰出贡献 “八一”南昌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建了一

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武装。这支部队的干部多数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还是

用旧的一套带兵方法管理部队，严重的军阀作风、农民意识和城市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侵蚀着这支部队。如何把这样一支部队从政治上加以彻底改造，使其成为一支能够执行革命任务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是各地红军急需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中国的革命事业就无法前进，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研究，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创建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之前，就开始了伟大的创造性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行者。在大革命时期帮助孙中山建立国民革命军的伟大实践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结合当时的实际对军队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和方针原则，诸如军队的宗旨任务、建军方针原则和政治工作等，作了创造性的精辟论述和明确规定。后来他又根据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加以补充发展，为制定一套完整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