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军事实践与军事思想浅谈

王承光

彭德怀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经历旧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的各种苦难磨炼，做过牧童、矿工、堤工，1916 年投身到湖南军阀部队湖南陆军 2 师 3 旅 6 团当兵，由士兵、班长、排长逐级升至团长。1927 年，他在参加北伐战争中，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朴素的立志救贫、报效人民的观念，转变为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此，他以新的革命思想为指针，孜孜探求真理，在湘军中利用合法身分，多方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28 年夏，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他同滕代远、邓萍、黄公略等一起，毅然率部举行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开辟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旋

即经过艰苦转战，冲破湘赣敌军的“会剿”、堵截，于同年 12 月，实现与朱

德、毛泽东领导的红 4 军在井冈山会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指挥红军 3 军团，同 1 军团一起，并肩奋战，屡建奇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彭德怀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同朱德、左权等指挥八路军英勇战斗在华北敌后战场。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又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英雄的中华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彭德怀从 18 岁进入湘军当兵至 54 岁离开朝鲜战场，36 个春秋，始终是在戎马倥偬的战场上度过的。战争实践极其丰富。

1952 年夏至 1959 年秋，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出任我国第一、二届国防部长，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工作。彭德怀的军事思想，来源于他自己长期革命战争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运用，是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决策和在战争指导过程中不断总结、发展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他丰富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增添了大量生动的内容，对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依据现有资料作一点粗浅的介绍，供读者研究。对彭德怀这位著名军事家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有侍于军事科学研究者作更为全面的深层研究。

（一）

彭德怀对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感受至深。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刻认识到，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进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一开始就会遇到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因此，工农武装斗争必然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建立一支为工农眼务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是遂行中国革命斗争的首要条件。他在旧军队数年间，就以纯真的阶级感情和赤诚的爱国爱民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在湘军部队组织救贫会、士兵会，启迪群众觉悟，争取士兵自治，提出了鲜明的为工农服

务的政治教育口号：“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1)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1928 年 2 月，他在同黄公略促膝密议革命形势时，即明确认识“‘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2)5 个月之后举行的平江起义，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彻底粉碎反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军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实践。

彭德怀从亲身参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体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他指出：“历史证明，我军的一切胜利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离开了党，我们就必然遭受失败。”(3)早在平江起义之前，彭德怀就在湘军部队中，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发展革命力量，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形成了领导起义的核心。在起义部队撤出平江后不久的龙门休整中，他及时吸取起义初期斗争的经验，在红 5 军建立了军政治部；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上到下健全党代表制，发展党的组织，连上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积极开展群众工作。(4)他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着手整顿部队，很快将这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起义部队巩固下来，不断提高战斗力，成为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经受住了一系列艰苦战斗的考验。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相互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彭德怀的这种建军思想和作法，同毛泽东领导的红 4 军三湾改编的方针是基本一致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出现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坚决抵制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八路军绝对不能被国民党同化掉”，必须“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等。(5)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阶段，彭德怀一再告诫全军，要认真记取历史经验，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军队要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要求全军“必须和一切脱离党的领导的哪怕是微小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6)

彭德怀历来重视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认为保持军队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指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广大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同军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队看作自己的子弟兵。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优秀儿女源源补充到军队来。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克勤克俭，充分保障军队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这种关系是人民军队独有的优势，是任何剥削阶级军队都无法比拟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总结平江起义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懂得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形成单纯军事暴动，孤军少援，处境十分艰险。必须争取群众，使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提出红军指战员“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宣传组织的责任”。(7)波澜仕阔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彭德怀针对某些国民党军队不体恤人民痛苦、纪律松弛的腐败现象，告诫全国抗日军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要重视军队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状况，指出“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是保证战争胜

利的重要因素。”而“军民关系之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之有无严格的纪律，以及每个军人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8)并指出：“军队要是脱离了民众，便会无法生存。部队纪律的严明，是保持部队和民众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 (9)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他多次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军（整训）活动，军队同群众关系状况列为整军的重要内容之一。建国以后军队陆续进驻营房，军队同人民群众的接触较之战争年代有了很大变化。彭德怀适时抓住了这个转变，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听取地方工作同志反映，严格从军队方面进行检查。他针对个别部队专于军队自身建设，对于地方情况了解不够；某些国防建设对群众利益照顾不够，对依靠人民群众建设国防缺乏足够认识；以及个别干部违犯群众利益等问题，要求全军进一步加强拥政爱民教育，从各方面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向国家和人民群众索取特殊的荣誉和待遇。他指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军同志要牢牢记住这个真理，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10)

彭德怀认为，人民解放军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指战员，坚持和发扬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传统，以提高全军成员的政治觉悟。他总结建军经验时指出，在长期战争考验中，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政治工作人员和全军同志的努力，政治工作有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巩固内部团结，提高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政治工作已经成为我军的生命线”。(11)越是在斗争艰苦的条件下，越是要发挥党的政治工作威力。1929 年 10 月，他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多的艰苦战斗经历时，认为红 5 军能够克服艰险越战越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一批为革命的“勇敢积进分子”，“他们对革命人生观的确定，对艰苦斗争中的精神，可说百折不回，无意气、无条件的努力。”(12)在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他多次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顿，如 1947 年榆林战役后的整训，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等，使军队政治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经过这次整军，“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3)彭德怀在论及抗美援朝战争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教育而产生的高度政治觉悟极表赞许，称颂“他们的士气非常旺盛，战斗意志非常昂扬，每个战士在战场上都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坚强和主动机敏，表现了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14)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后，彭德怀就明确强调，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特别要注意部队的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体军人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不容许有轻视或削弱政治工作的倾向发生。针对新历史时期的特点，他指出政治工作除了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等以外，“还必须深入到各种军事活动中去，具体了解所在单位的业务技术情况，虚心学习为自己工作所必需的业务技术知识，防止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倾向，使军队政治工作在新的情况下，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15)

彭德怀认为，人民解放军建军伊始，就彻底摒弃了剥削阶级军队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和专横统治制度，形成了崭新的、富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军队内部

官兵平等关系和民主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在军队内部始终能够团结一致，战胜强敌，没有互相倾轧，没有争权夺利，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他把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内容概括为：“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上级关心下级，下级尊重上级；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友爱合作，团结一致”。(15)这既是人民解放军内部关系的特征，也是正确处理我军各种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这种同志式的内部关系，是建立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并经过严峻战争考验的，应予坚持和发扬。这种民主制度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使军队能够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内部团结不断巩固。我军的民主制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在战斗中也要充分体现民主原则，因而能够显示异乎寻常的威力。他常以 1947 年 5 月陕北蟠龙战役为例来说明军事民主。当时西北野战军围攻幡龙两天两夜未克，敌数旅援兵第二天即将赶到形成夹击之势。在此紧急时刻，部队发扬军事民主，采纳战士提出的战法，一举攻克，取得全胜。这种战斗中的民主，在各部队都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彭德怀认为，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应只强调现代战争要求高度集中指挥而忽视民主，真正的高度集中只能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单纯依靠强制办法建立起来的集中只是一种虚假的、经不起考验的集中。正确地发扬民主，会更有利于正确的集中，更能够发挥各级指挥员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各军种、兵种、各部门之间的良好协同，更坚实地保障指挥员的各项命令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二）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彭德怀长期是毛泽东、朱德统率军队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他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过许多关乎全局安危的重大战役，特别是苦仗、硬仗、险仗打得多，他经历了从指挥弱小红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初级阶段，到指挥百万雄师进行抗美援朝大兵团合成军队作战的高级阶段。他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认真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技术，严肃总结剖析自己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驾驭战争、指导战争的艺术，成为一名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

彭德怀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一个显著特征，是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这一特征决定了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地位，它要求革命战争的指导者，必须发挥善于集中，善于机动的特长，求得在战役战术上处于优势地位，才能生存和发展。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红军力量还很弱小，革命根据地还处在流动状态的形势下，游击战争成为红军作战的主要形式。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唯一正确的作战形式。

1928 年，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成功后，立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剿”，

形势十分危急，他立即摒弃旧军队作战的一切陈规，指挥红 5 军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1929 年 4 月彭德怀率部转战赣南进占瑞金时《给党中央的信》和 1929

年 10 月重返湘鄂赣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中，回顾一年多的斗争经历指出，弱小的红军欲战胜强大敌人并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切忌分兵，“分则气虚胆小”。 (16)认为红军唯一的良好战术，就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击

虚，专击小敌为上策”。(17)谈到红 5 军的游击战术，他指出，“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用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 “在敌人进剿时，可乘间逃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18)彭德怀的这种游击战术思想，同毛泽东、朱德总结红 4 军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决的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他并且指出，“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19)这种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不仅是当时保存自己、消灭敌军的正确原则，而且是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游击战到运动战，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长期战略方针。”(20)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1936 年 8、9 月间，彭德怀在西征途中接受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结合自己实践认为，中国的游击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工农红军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革命的红军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实现群众的要求，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才能胜利。他应斯诺要求，就红军游击战术的具体运用进行了系统概括，其要点有十：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否则不与敌人交战；二、游击队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三、游击队在同敌人交战前，要制订缜密的、详细的计划，要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运动能力，否则就意味着灭亡；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解决地主豪绅的“民团”武装，或军事消灭，或政治争取，否则发动不了群众；五、游击队在与敌正常交战时，兵力必须形成优势，行动要迅速坚决；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战斗中必须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员的随机应变能力；七、游击队必须充分运甲声东击西战术；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打击敌人最薄弱、最致命的环节；九、游击队在进攻前要经常变换集中位置，神出鬼没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十、游击队必须同地方群众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获得最有利的情报优势。无畏、迅速、周密、机动、保密、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是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基本要求。他特别强调指出，战术很重要，但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22)

彭德怀认为，在革命根据地比较稳固、红军的统一指挥和相应条件得到改善的条件下，军事战略应适时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体。他一向强调，在执行运动战方针上，必须明确树立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指导思想，只有在运动战中消灭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成战略目标的最好手段。战争指导者必须用心研究敌人，能够在战争进程中操纵敌人，调动敌人，以求得有利战机。“领导者的妙诀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慎重选择第一仗，务求必胜。这两条原则看来很简单很容易，但在实际上运用时，则很复杂很不容易。因此，战争领导者必须反复思考，透过纷繁现象，认真分析敌我利害，深察敌人企图，顺施诱惑而纵其错，尽力隐蔽自己企图，勿为敌察。如此，才能经常保持主动，克敌致胜。”(2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扩编不久的红军第 3 军团 8 千余人，在鄂东南攻打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后，乘胜攻占岳阳，再下平江，歼灭大量反动地方武装。他适时窥破湖甫军阀何键分兵作战的弱点，果断向敌发起突然进攻，以运动战击败 3 万余优势

之敌，一举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市，创造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作战史上的一次辉煌战例。对于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他强调，红军指挥员在军事指导思想上、组织指挥上和战术运用上，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转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必须把分散游击作战的小部队改建成为主力兵团；必须建设和扩大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使我军作战有所依托；必须学会运用新的战略战术，打破强敌的进攻和“围剿”。当红军处于内线作战时，必须坚定执行“诱敌深入”的方针。要敢于把敌人放进来打，以充分发挥红军高度机动的优势，发挥革命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地形条件，“以很小的兵力牵制对方很大的兵力，迷惑、疲劳和窥察敌军弱点，集中一倍至数倍于敌之兵力，适时转入外线，突然包围歼灭敌人一股，再歼另一股。”(24)执行运动战方针，还必须善于集中主力，坚决反对分兵作战和不顾形势一味进行短促突击、死打硬拚的蛮干思想，这种思想每每导致失败。执行运动战方针，战术必须灵活、果敢，敢于运用分割、包围、穿插战法，断敌退路。在战局发展不利于内线作战时，必须适时转移到外线，跳到敌翼侧或后方，调动敌人，打击敌人。1933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彭德怀针对敌军采用堡垒主义新战略的形势，同滕代远联名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向外线出击进行机动作战的战略建议，认为在敌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红军应以部分兵力分散活动于中央苏区，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坚持已有阵地；集中红军大部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转移到战略外线，向赣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出击，首先消灭敌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敌人心脏地区，以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离开中央苏区，粉碎敌第五次“围剿”的阴谋。建议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25)很显然，这个建议审时度势，深具远见，但被当时中革军委领导所拒绝。不久，彭、滕再次向中革军委建议说：“由于军委轻视敌人，只重视在敌人堡垒间隙中的运动，以及待机位置不当，也给了敌人以打击我军的机会，希望军委速将我军调离敌人堡垒地区，抓住敌人向无堡垒地区延伸的部队，待其立足未固时加以打击。” (26)后来，国民党第 19 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出现了红军打破敌第五次“围

剿”新的有利形势，彭德怀又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第 5 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第 1、3 军团和第 7、9 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第 19 路军，推动抗日运动，以打破敌军的第五次“围剿”。(27)这一建议又遭临时中央负责人的拒绝，并被批评为冒险主义。

1934 年 4 月，彭德怀在广昌保卫战中，不顾李德等错误领导的专横反对，

当敌集中 11 个师兵力大举进攻广昌时，他一面根据战场敌我态势，力陈不能固守的主张，建议采取机动防御，一面果断地以一部兵力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主力控制于广昌城西南山地，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以求歼敌一部。由于彭德怀的正确指挥，终于避免了固守广昌的严重后果。广昌战役后，李德仍无视教训，依然坚持其短促突击战术，彭德怀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得到成功”。并怒斥李德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即兵力不集中”，“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28)

1931 年 9 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红军领导权，推行错误的军事战略。

1932 年 1 月，彭德怀执行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南重镇赣州的决定，任主作战军指挥，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红军又缺乏攻坚手段，攻城月余未克，未能及时撤围，遭援敌袭击，使红军付出重大代价。3 月，在赣县江口圩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对红军行动方向产生尖锐分歧。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统治比较薄弱，地形、群众条件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彭德怀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张要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长达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 作战中，由于错误路线领导青令 1、3 军团分兵作战，使红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彭德怀多次谈及这一时期所经受的挫折，使他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彭德怀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把它看作同开展武装斗争同等重要的问题。早在 1927 年他在旧军队谋划武装起义时，就注意研究历次革命起义的经验，认为“在现代技术发展情况下，根据地是重要的，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29)l929 年秋，他率红 5 军从井冈山重返湘鄂赣边区开展斗争，深切体会“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30)1930 年春，他回顾平汉起义后一年余艰苦斗争的主要经验，即是武装斗争必须同根据地建设结合，“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鞍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31)他并且认为在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上，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和地方主义，才能把革命斗争推向前进。

抗日战争开始后，彭德怀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胜利实施战略展开。当时的华北战场，日军不断增兵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战局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中共中央在 1937 年 8 月召开的陕北洛川会议上，对党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完整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彭德怀对抗日战争形势和新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了不少重要论文。如

《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1937 年 11 月）、《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 年 7 月）、《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1939 年 10 月）、《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41 年 3 月）、《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1941 年 11 月）、《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1942 年 7 月）、《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2 年 12 月）等，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32)关于持久战，彭德怀系统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必须是持久战和怎样实行持久战的问题。他在文中对中日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和国际关系环境以及历史原因等方面，作了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指出中国在对日持久战中，必将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逐渐地由弱变强，日本侵略者必将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逐渐地由强变弱。中国在持久战中将会由劣势地位转变为优势地位，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关于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转化的论断，以后在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给予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彭德怀指出，由于抗日军队是为自卫而战，

因而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在战役战术上，绝不能采取专守防御，必须尽可能是进攻的，即积极防御（或称攻势防御）的方针。在战略上以弱抗强，但在战役或战术上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力量仍然小于敌人，也须力求在战术上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要在持久的消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其目的在于消耗敌人力量，改变敌我优劣形势。但在战役战术上，必须灵活机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胜利的发展，求得战役胜利的展开，绝不能同强敌拚消耗。在战术运用上，基于我军力量弱于敌人这个客观条件，“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33)为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他提出指挥员必须明确解决战略的防御和战术的进攻的关系，战略上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斗上以多胜少的关系，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和战役战术上的灵活机动的关系，以及战役战斗如何争取主动、如何节约兵力、如何解决统一指挥等这样几个重大问题。

彭德怀认为，必须把抗日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它较之红军时期的游击战争具有更高更新的性质，这就是开展全民族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他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34)游击战争就是群众战争，是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否则，就很难坚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关于在敌后作战的军事指导原则，他提出：一是要确立积极作战、打击敌人的思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军事指导上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原则，“有人想保存自己，却不去想法子消灭敌人，结果连自己也保存不了。在敌人后方，想不打敌人而保存自己是不可能的”。(35)二是要确立党中央规定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指导原则。要“以消耗敌人为主，但不放弃一切可能消灭敌人的机会，在敌后进行长期无后方的战争，物质补充异常困难，再加上技术不如人，是不能采用以运动战为主的指导原则的。”(36)否则，则恰给敌人以消灭我们的条件。三是要切实掌握“力争主动、避免被动的原则。”“分兵把口子以拒敌，这就是被动，这是在敌后进行战争所最忌的。”要求指挥员“必须能指挥自己，操纵敌人，善于脱离被动，转入主动”。(37)四是对付敌军的围攻、“扫荡”，宜采取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原则。“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数路”。“要用自己的积极动作，改变敌人的部署，为我们造成有利的条件”。(38)五是要求指挥员富于自动性，自动配合友军，自动打击敌人。六是上级指挥员应当给下级以较大的机动权力。

彭德怀协助朱德在指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作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同侵华日军和一些反共的反动势力，胜利地进行了各种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犬牙交错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军事政策。如针对日军对我采取以分区反复“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式的特点，八路军则以“围攻与反围攻合一”的对策，利用敌军不能同时向我们所有根据地“扫荡”的弱点，“当一区举行反敌人围攻时，四周各区就可以追随敌后，围攻敌人”(39)，使其腹背受敌。在粉碎日军分路围攻斗争中，八路军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的对策，以班、排、连为单位，

组织战斗小组，配合当地民兵、游击队进行袭扰，以“麻雀战”疲惫、削弱敌人。“集中主力，采取敌进我进，从敌间隙转换阵地，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弱小部分”。(40)为有效地对付日军的频繁进攻、扫荡，领导华北敌后军民掀起改造地形的群众运动，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沟网。针对日军“梳篦战术、铁壁合围”战术，适时改变对策，由地面交通壕沟战发展为地下坑道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地雷战，坚持对敌斗争。关于敌后作战的战术，他提出要以袭击力主要手段，行动必须秘密隐蔽，一经接触，就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使敌优良兵器不能发挥作用。要求指挥员必须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巧妙地组织火力，准确地选择攻击点，以消灭敌人。

1940 年 8 月，彭德怀在华北敌后战场组织指挥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性破袭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参战兵力之众多，作战地区之广阔，协同配合之密切，组织指挥之灵活，对侵华日军打击之沉重，堪称是抗日战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这段历史虽曾几度遭到一些非议，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百团大战的决策是正确的，战果是辉煌的，其意义是深远的。百团大战不仅反映了彭德怀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关向应等杰出军事家的集体智慧和亲密团结。

百团大战的史绩应当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经验应当认真总结。百团大战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形势下组织的，八路军总部根据对抗日战局的分析和对当时敌情的判断，经过酝酿磋商、深思熟虑而定下的战略决策。战役进程中，华北敌后战场几十万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愧为抵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到更新的发展，迅速而突然的破袭，使敌猝不及防。战役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在各破击线总长达五千华里的战线上，部队、民兵在八路军总部统一号令下协同行动，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在战术运用上，把攻克据点与破坏交通紧密结合，设伏与围点打援交替运用，创造许多新战法。百团大战成功地运用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也是极为宝贵的。彭德怀 1963 年身处逆境时，针对当时某些人对百团大战所做的“批判”写道：“实际经验证明，没有有力量的行动表现，不给日伪军以严重打击，要想打开当时困难的局面，争取这些伟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伟大胜利，是维护和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日战争，建设强大八路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在振奋全国军民坚持抗战、扩大八路军在国际国内声威方面，则意义更大。”(41)

对于百团大战不足之处，彭德怀曾实事求是地作过分析。一是他当时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判断不准确，没有看出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在于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意图，而过早地发起了战役，如待日军进攻长沙等地，其兵力更为分散时发起大规模的破袭战，其作用将会更大。二是百团大战后期，他主观上急于扩大战果，在指挥节奏上掌握得不够稳妥，使部队在过分疲劳时，打了一些可以避免的硬仗，伤亡过大。

随着华北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问题日益重要，这关系着能否粉碎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能否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彭德怀适时提出要把巩固根据地作为我军坚持敌后抗战，争取全国抗日战局得到转机的重要任务来看待，要以巩固根据地的积极行

动，粉碎日军的围攻与扫荡；要在反围攻和反扫荡的胜利战斗中，求得根据地的巩固。为此，提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主政治、改善行政机构，进一步武装群众，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合作事业、巩固经济基础，以及严整部队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等问题。

1941 年至 1942 年，由于侵华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及国民党顽军的封锁、包围，加上华北地区连年灾荒，抗日根据地军民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彭德怀同中共中央北方局同志一起，领导华北根据地军民，为战胜这黎明前的黑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对敌斗争方面，他“根据新的作战环境，广泛地发展了民兵和地方武装，开展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位一体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并“同各游击根据地领导同志一起决定，组织精悍的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这是抗战时期对敌斗争的一个重大创造。”(42)武工队在敌占区分合自如，来去无定，用武的、文的、明的、暗的各种方法同敌人斗争，使敌伪军心动摇，组织瓦解，提高了人民胜利信心。他在领导八路军的敌后斗争中，特别是军区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使根据地分散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与统一的战争指导结合起来，使敌后我主力军和地方军、民兵，能够在统一领导下灵活作战，在华北敌后军事斗争日趋紧张、艰苦的形势下，针对口军对我根据地实施残酷的经济榨取而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发动群众，结合武装斗争，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巩固民主政权、发展生产，开展敌后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使人民战争得到新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军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防御阶段作战。1947 年 3 月，敌为摆脱被动失败局面，纠集重兵于陕北、山东两解放区战场，实施重点进攻。敌用于西北战场兵力达 25 万人之众，西

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兵力仅 2 万余人，且装备远远不如敌人。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战局形势十分严峻，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彭德怀和习仲勋统一指挥西北战场作战。彭德怀按照中共中央意图和作战方针，在战场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将敌胡宗南部主力部队吸引在陕甘宁地区而给予有力打击，为其它解放区战场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又采取周密措施保障党中央在陕北的绝对安全。在党中央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延安以后，彭德怀针对敌军骄横急躁、急于同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提出“采取诱敌深入、扰疲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敌主力”的作战指导思想。(43)以陕北根据地为依托，高度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特点，在运动中消耗敌人，歼灭敌人。在作战部署上他先以小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地区，运用待伏战术，取得青化砭战斗的首战胜利。继又针对敌军重兵集团“小米磙子”式的战术，组织小部队分散对敌军四面围扰，断其交通，牵着敌人鼻子大游行，在敌军被拖得十分疲惫、分散之际，又以“虎口夺食”战术，取得羊马河全歼敌一个旅的再战胜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重视青化砭、羊马河的作战经验，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文件，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 (44)并据此提出了“蘑菇”战术。对如何继续贯彻“蘑菇”战术，彭德怀要求部队“必须了解敌人的方针，根据敌我双方方针，定出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战斗计划”，“把打和磨，磨和打灵活地结合起来”，(45)更有效地打击敌

人。同时提出立即把陕北人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封锁消息，袭扰敌人，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军民共同对敌，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在西北战场战争进程中，彭德怀针对战斗中的问题，不断总结成败经验，要求指挥员在作战指导思想和指挥艺术上要有一个新的提高，“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敌迷惑之中歼灭敌人。”“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46)不但要善于战役上的包围，还要善于战术上的包围。在敌大我小的形势下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消灭敌人，求得每个战斗的迅速解决。为达成歼敌目的，他要求指挥员在战斗组织、部署中，用心研究如何隐蔽自己，给敌人制造错觉，“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而促使敌人犯错误，最好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较易获得胜利。”(47)在连续频繁作战中，彭德怀十分重视战役战斗的组织准备，认为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常常被忽视而不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他要求指挥员在重视提高部队素质、士气的同时，还必须认真重视具体的战役战斗准备，完善计划、部署及战术、技术的缜密配合，要把它当作战斗成败的重要关键看待，特别要重视对局部问题的过细检查，切戒在士气高、形势好的情况下产生的疏忽思想。他指出，“一个战役、一个战斗是全盘的，都要先从消灭敌人一个地碉及一个排一个连开始。接近了前沿才能发展到纵深”。“只有有计划地突破点，突破局部，然后才能扩大到面，到取得全局的胜利。”(48)他要求指挥员组织战斗要很好地认识快和慢的辩证关系，掌握好节拍。比如“挖坑道要快，但到装药时就不要着急，就要慢一些，要检查距离及装药的情况，才能炸中。”“进攻出发要快一些，但到冲锋出发地以前就要慢一点，要先看地形，选择道路，检查武器。否则，象攻梁周村时部队到冲锋出发地停留很久，伤亡很大，要快反而慢了。”(49) 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要运用得当。作战时，指挥员必须抓紧时机。“指挥是高度的艺术，要看出现在的慢就是将来的快，在快时更要有适当的停顿以保持将来再快。”只要有一个时机，就绝不能放弃，要不顾疲劳，尽一切可能抓住它。“特别在追击敌人时，我们更要不顾疲劳。被迫击的敌人，他是失败的，我是胜利的，敌人企图摆脱包围，企图摆脱追击，以图转入防御和反攻。我军使敌不能转入防御而歼灭之，则将使我军少付若干代价，故应尽一切力量追击。我平行追击敌人，我疲劳，敌人则更疲劳。我放弃辎重，我可收回：敌丢弃辎重，则成为我的胜利品。故追击中的时机更为重要。” (50)在战斗作风上，他特别强调各级指挥要切戒急躁情绪而影响战斗，尤其在发起每一战斗时，必须细心研究取得战斗胜利应有的手段和步骤，扎扎实实解决好各种环节问题。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在战斗中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和战斗意志薄弱、贻误军机的作风。

彭德怀剖析他在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失误和教训，仍然是求之过急，而且“屡戒屡犯，不易改正。”(51)一次是 1947 年 10 月，打下清涧后，应该让部队休整一段时间，当时主要考虑到中央机关在米脂、绥德地区的安全问题，因而过急地攻打榆林，结果围攻近月未克。再次是 1948 年春，人民解放军进占陇东，截断西（安）兰（州）公路之后，急于乘胜进攻宝鸡，破坏敌军后方，缩短西北战争进程，结果遭敌夹击，而招致损失。彭德怀自省，急于求成，思想上是主观主义的，往往发生于连续胜利之后，教训十分深刻。抗美援朝战争无论是战争规模，还是作战方式和战争进程，都和国内战

争遇然不同。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缜密地研究朝鲜战局的

发展形势、战场条件，认真地估量敌我军事力量，解决了战略指导和战争准备、作战部署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在部队入朝的前夕，他首先明确提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指出在敌军技术装备处于绝对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过去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已不适用于朝鲜战场，而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的方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他顶住，不使他前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个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某一个阵地。我们不是单纯防御，要不失有利时机，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巩固阵地、守得住土地。”(52)彭德怀在分析朝鲜战场发展形势后，在即将挥师入朝之际，果断地向中央军委提出，为集中优势兵力，争取战机，必须改变军委原定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的决定，建议四个军同时渡过鸭绿江，集结于江界、熙川、云山、德川、盂山地区，从而使战争一开始志愿军兵力就能够处于优势地位，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对稳定朝鲜战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及时总结经验，要求指挥员坚定诱敌深入的思想，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53)的作战方针。担任进攻的部队要敢于断敌后路，敢于逼近敌人，敢于实施迂回、包围、穿插；担任防御的部队不仅要坚决阻击，还必须灵活地进行反突击，吸引更多的敌人，使进攻部队易于奏效。彭德怀在作战指导上，充分利用了敌人恃强骄横的心理，有计划地将主力隐蔽后撤，故意示弱，给敌人制造错觉，诱敌进至预期的战场上，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第三次战役，是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彭德怀冷静地分析了朝鲜战局，中朝军队虽然已经取得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并未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争还将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需采取稳进的方针，确定第三次战役以歼灭临津江至北汉江段的第一线南朝鲜军队为目的，越过“三八线” 后不作过远南进。在中朝军队解放汉城后，彭德怀发现敌军未作有力抵抗即迅速后撤，显然是有计划的退却，意在诱我南进，伺机向我反扑，如以我疲惫之师碰在敌人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那是十分危险的，据此，断然决定收兵。经过三次战役的实践，彭德怀认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敌人，予以各个歼灭”(54)的指导原则是正确的。他指出“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但只要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力求大胆的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必须“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求得逐股歼灭敌军”。(55)第四次战役是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历时 87 天。这次战役的胜利使中朝军队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彭德怀指出，这次战役证明，“我军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坚持固守防御是困难的，积极的运动防御是必需的，而且可以取得一比二甚至更多的代价。”(56)为抗击敌人猛烈的火力突击，在兵力配置上要采取“前轻后重”(57)的原则，尽可能多控制机动力量，较好地把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有效地统一起来。第五次战役是一次反击战役，粉碎了敌军企图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使中朝军队摆脱被动局面。五次战役后，彭德怀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不能速胜，必须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我军想一下消灭美、英军几个师是不可能的。美、英军主力不被歼灭，朝鲜

战争的结束是很困难的。为此，他把阵地战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适时组织我军转入“持”作战，积极防御”阶段。他提出防御阶段的主要作战原则是：有阵地地稳步前进；不断轮番，各个歼敌；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做好心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的仗；由小敲小打，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机动灵活，量力而行；攻防密切结合，双管齐下；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斗上的速决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大力开展敌军工作，切实作好瓦解美伪军的政治工作。(58)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拥有绝对优势的空军，始终掌握着战场制空权。我军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保障自己的行动自由，成为关系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课题。彭德怀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利用现有条件，开展积极的对空防御和采取各种防护措施，创造了不少新的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连续五次战役后，双方投入兵力均达百万以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阵地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在 1951 年粉碎敌夏秋攻势的防御作战中，彭德怀坚定地组织志愿军采取坚守性的阵地防御作战。大量杀伤消耗敌人。为适应阵地防御作战，更好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坑道工事相继出现，彭德怀认为坑道工事对增强防御的稳定性，意义很大，随即在全军推广。以后逐渐发展成以坑道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防御阵地，在前线筑成巨大规模的、交织连贯的地下长城，胜利进行了一系列阵地战，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 (59)形成一套攻守自如的新战术。彭德怀还认为，抗美援朝战争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要充分认识后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和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60)

彭德怀在朝鲜前线惜挥战争一年半时间里，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最严峻、最激烈、最艰苦的阶段。他创造性的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战争实际出发，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因势利导，克服了各种困难，出色地解决了战争进程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取得了战胜高度现代化敌人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三）

1952 年春，朝鲜战场形势趋于稳定后，中共中央决定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此后七年，彭德怀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倾注全力转向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上来。

彭德怀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首先着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一年多充分准备，于 1953 年底至 1954 年初主持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上，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作了《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通过了一系列军事建设的重大决策，成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开始了军事建设的新局面。彭德怀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建国后新的国际环境和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转变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强调指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方针，全军干部的思想转变是最重要的一环。要求思想必须明确，态度必须坚定，绝不能满足过去的经验，不能盲目骄傲，墨守成规，要刻苦学习，胜利实现军事建设的重大历史变革。

建国初期，党中央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丝毫不能放松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和平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据此，彭德怀提出，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全民族的国防建设观念，一定要“把旧中国没有防御设施的情况，逐渐改变成为一个具有充分防御设施的国家”。(61)

彭德怀提出必须首先研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他认为，规定明确的军事战略，关系着整个国家战备、军队建设进程，关系着国家经济建设规划、布局的问题。

1956 年 3 月，他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领导制定了“积极防御” 的军事战略，为军事建设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指出，军事战略的提出， “必须根据军事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必须从我国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政策来考虑”。(62)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军事战略上不能采取发动战略进攻的方针，而必须是积极防御的。实施这一军事战略，在战争爆发之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63)当敌人一旦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64)为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必须在我国重要防御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制定出必要的作战计划和反敌战略空降计划，加强战略侦察手段，争取及时发现敌人发动战争的征候，保证第一线部队和纵深部队能够适时投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状态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在战略部署上，必须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上适时地组织反攻和进攻。彭德怀提出，如果“在战争开始时期的三至六个月内，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几个连续进攻，能够将敌人的进攻限制在预定地区，把战局稳定下来，迫使敌人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同我们进行持久作战，我们就可以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65)

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形式，彭德怀认为，在使用常规武器条件下进行的战略防御作战形式，将既不单纯是运动战，也不单纯是阵地战，而应当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即是以阵地的防御和运动的进攻相结合。有的地方要顶，有的地方要放。他特别重视加强沿海地区防御能力，花了三、四年时间，亲自勘察了万里海疆和重要方向的战略战役纵深，了解有关情况，听取各方意见，为制定沿海设防规划取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彭德怀认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从我国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全局。“我们的国防建设，既不能停步不前，也不能急躁冒进，那种要求过高过急的倾向，是既不利于国家的工业建设，也不利于国家的军事建设的。”(66)他反复强调，建国初始，国家工农业生产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还很不富裕，只有这个根本问题得到了适当的解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才有牢固的基础。国防建设应当采取适当步骤和分期实施的办法进行，“首先搞一些迫切需要的建设，然后有条件时搞那些比较需要的建设，发现帝国主义完成战争准备确有征候向我国进攻的时候，再适时地集中力量，扩大军事建设”。(67)这样，既可保证国家拥有一定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又可不影响国家建设的正常发展。他还提出，在处于和平建设时期，武装力量应该限定在适当数额之内，要采取“裁减数量、加强质量”(68)的

方针，以节减军费开支，发展国家建设。

在国防工业建设上，他历来主张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尽可能争取外援，使国防现代化牢固建立在自己国家工业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要努力创造条件，积极研制自己的战略武器，增强防御能力，为此，他从 1954 年开始，多方了解情况，同国务院领导交换意见，研究可行方案。他提出要根据国家军事工业的发展状况，按照重点加强的方针，逐步改善部队的技术装备。在陆、海、空三军的发展顺序上，他主张应首先加强和改善空军的装备，使其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有效地配合陆、海军作战。

在国家已经建立了统一政权的条件下，他认为要尽快改革兵役制度，废除过去战争年代长期实行的志愿兵役制，改行义务兵役制，建立相应的预备役制度，以增强国防后备力量。要实行常备军与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才能较好地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他指出“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依靠在平时保持过分庞大的现役军队的人数，这不但不利于人民的生产和国家的建设，而且在军事上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主要地依靠强大的现役兵员和强大的预备役兵员相结合”。“实行义务兵役制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6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新任务，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以担当起保卫国家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面对这个新的建军任务，彭德怀进行了深入的、艰苦的调查研究，集中军委各位领导同志的智慧，组织全军高级干部充分讨论，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提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由诸军种、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目标。他要求全军指战员充分认识“从单一的步兵到各兵种的协同，从落后的装备到近代装备，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的正规作战，在军事上说是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带有本质性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因此要引起一系列的变革”。(70)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全军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

彭德怀关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现代化建设，应当着眼于提高军队质量。他指出，“现代化军队的要求，

决不是单纯增加数量，首先是在于提高部队的质量”。(71)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顽强的战斗意志，优良的技术装备，熟练的指挥艺术，精干灵活的指挥机构，充分的物资供应，大量而熟悉技术的兵员的补充。”(72)为达到这些要求，必须认真加强军队的正规训练，培养足够数量的、具有必需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和能掌握现代军事业务的干部，培养一定数量的技术兵员。现代战争不仅要求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还要求有战役上的、战术上的、战斗中的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绝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现代化建设，必须着力研究解决好军队组组体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军队新的组织编制，应当根据国家的经济条件和作战对象为依据，决定组织编制的主要因素是：作战对象及由此而产生的军事需要；国家的经济状况，主要是工业生产的能力和现有的军事技术水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兵种；武装力量的组织系统及其指挥关系的规定；对军队各种装备、物资的供应补充的规定；过去的战争经验和我国具体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等，(73)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不同的编制。各级机构的编制，必须符合工作需要和精减的原则。

“编制是军队中的法律，编制确定以后，任何人都要遵守”。(74)。一些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新制度，应当尽快建立起来。如在改行义务兵役制的同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将军队干部长期实行的供给制改变为薪金制；实行军衔制度；颁发勋章、奖章等。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须认真抓好军事训练。他反复强调要把军事训练作为全军工作的中心，要求全军官兵充分认识现代战争的特征，改变军事训练的旧观念，“今后考核哪个军队有无战斗力，应以那个军队的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考核哪个干部有无指挥能力，应以那个干部对军事学习与指挥实兵演习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75)现代战争比之过去的战争，无论兵员、兵种、装备技术等，都已发生根本变化，需要具备复杂的现代战争意识、组织能力和技术操作，不进行严格训练，战时就会完全无能为力。过去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转变为主要依靠正规的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他认为，过去的战争经验确很宝贵，在将来的战争中仍有极大用处，但必须看到，我们过去的经验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经验，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如果不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的规律，不认真学习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并熟练地掌握起来，是不能打胜仗的。应当自觉地总结经验，正确地认识自己，放下包袱，兢兢业业地学习。进行军事训练，要把“训”和“练” 密切结合起来，把平时训练与战时的战斗任务结合起来，把军事训练与部队平时担负的任务结合起来，把军事训练与军事指挥结合起来。还要求在军事训练中加强纪律教育，按条令要求进行，养成军人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习惯，克服某些部队军事纪律松弛的现象。

抓好干部训练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彭德怀指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和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干部，这是不可能的。”(76)办好学校是培养训练干部的主要方法，要把办好学校作为全军的共同任务。他指出，“要把我们现有的干部变成坚强的、能够掌握现代装备技术的干部，比之解决装备、组织编制、工程建筑、建立制度等，其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77)因此，必须明确认识，训练干部的工作，是现代化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要求各部队选调优秀的战士、干部到院校学习；抽调一批具有战斗经验、又有教育能力或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充实各院校的领导，有步骤地做到使指挥人员和军教人员的轮换和合一，以弥补部队的教育和作战不能密切结合的缺陷。要求各院校毕业生应分配到与其所学专业相应的工作岗位，学用结合，以逐步改善干部队伍素质。

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加强各级司令机关建设。他认为组织现代战争，指挥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的战役、战斗，如果没有健全的、有能力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司令机关，是不可能的。加强各级司令机关，特别是加强各级司令机关的业务建设，在今后的现代战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使各级司令机关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各级司令机关的干部进行业务学习，使之十分熟悉和熟练地掌握本身业务，并能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必须“经常地注意挑选有才干的、能够把业务推向前进的、优秀的干部，来充实司令机关”；必须“逐步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与合一，以提高我军参谋工作的质量与指挥的质量”。(78)

认真加强军队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工作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彭德怀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的任务将是非常复杂而繁

重的，地位十分重要。“后勤工作将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更高阶段。如果不从现在着手，建设强有力的后勤组织与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79)在后勤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要有一批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否则，是不可能担负这种指挥战斗和保障供应的任务的。为此，他要求全军从思想上提高对后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调配和动员一批精干而有战斗经验的军政干部到各级后勤部门加强领导工作，调配年轻的、有战斗经验的初级军政干部进后勤学校学习，认真总结后勤工作经验，研究前后方及与后勤有关的其它部门的协同动作，提高后勤业务和后勤战术；建立各种必需的规章制度。

必须积极开展军事学术和技术研究，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彭德怀认为，现代化建设，不仅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还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军事科学武装起来。“现代军事科学是各种科学的集中表现”， (80)各级干部除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外，必须加紧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学习现代战争规律和知识，学习现代化军队的作战指挥和新的军事制度。他提出必须积极开展军事学术和军事科学技术研究，主要是系统地总结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研究和编写自己的战史；编写自己的军事教范和条令；也要认真研究外国新的军事学术和军事科学技术成就，研究其战争潜力、备战措施、战略战术新特点。知己又知彼。在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中，首先要有虚心的态度，不虚心就学不到东西。其次，必须采取分析批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迷信，不盲从，不机械搬用，使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卓有成效。他并且指出，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提倡自由讨论，活跃学术研究气氛，以“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军情况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军事学术”。(81)

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彭德怀指出： “我军历史上虽然番号、任务、作战对象等有过多次的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改变过和动摇过”，(82)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然必须坚持这个根本宗旨，才不会迷失方向。他提醒全军同志明确认识，要重视装备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也要重视人的政治因素。现代化建设，必须同人民军队的政治内容相结合，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军队民主等优良传统相结合，才能健康发展。彭德怀还强调指出：“团结是全党全军的生命，是党的最高利益。”(83)全军牢固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新的军队建设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改进领导作风，坚决克服因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他严肃地指出，建国初期几年，一些领导机关和部门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诸如有些决议、指示从主观愿望出发，同部队实际脱节，造成不良后果；文牍主义泛滥，文件、表报繁多，领导机关忙于批办公文，下面忙于应付差事，使工作陷于混乱状态；有些领导干部缺乏群众观点，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利益，使上下间出现不正常现象等，对此必须认真对待，切实解决，他要求从进一步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做起，对一切重大间题要“通过集体讨论，集体研究，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正确的决定”，要“进行全面规划，统一安排，达到认识一致，语言一致，行动一致”(84)，防止政出多门的分散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必须有计划地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克服领导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工作一般化的陋习。要认真执行规章制度，

建立正规的工作作风和生活秩序，有效地提高领导工作的方法和效率。在执行新的制度时，他提出必须注意防止形式主义，“我们不应该撇开我军具体的历史特点，机械搬用那些不符合我国和我军实际情况的形式，我们绝不需要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分追求形式的结果，会助长某些人的骄傲虚夸和军阀习气，助长铺张浪费的风气”。(85)

彭德怀深入探索在新形势下的领导制度问题。他认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的根本领导制度。必须认真克服党委包办过多的日常事务，代替首长的日常工作；克服由于分工不明确，首长没有认真担负职责的弊端。“因为我军是执行战斗任务的革命武装组织，如果没有首长坚决负责的态度和强有力的及时指挥，复杂的合成军队在紧急的战斗情况中，就会引起行动的混乱，甚至招致战斗的不利；在工作中，也会造成迟缓和无人负责的现象”。(86)对党委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要有统一的、全面的理解，一方面要搞好党委的集体领导，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首长负责的作用，不可偏重偏废。建国初期几年，他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制度的变化沿革，研究了列宁关于一长制的论述和苏联军队领导制度的经验，收集了许多部队干部的反映，曾设想过应否试行单一首长制的可行性问题，试图更有力地解决党委领导同军事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问题。他为此曾同军委各位领导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在军事条令、条例的草稿中亲笔作过一些修改，并曾组织总部领导作过多次专题讨论。为稳妥起见，也曾设想先选择部分营、连搞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再作更全面的研究。但由于各种条件尚不成熟，只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

从严治军是彭德怀几十年治军的一个突出特征，为老一代革命家所交口称道。勤劳之事，将必先己。他一向严于律己。在战争年代，他对干部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求十分严格，特别重视表率作用。他对干部公正无私，赏罚严明，环境越是艰苦，他越是要求干部身先士卒，同甘共苦，度过难关。“他常说：不严格要求高级干部，就不能抓好部队，就无法带领千军万马去进行严酷的斗争”。(87)在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从严治军依然是他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对军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上，必须态度坚定，排除各种干扰，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在执行规章制度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带头执行，做好样子。在工作作风上，要求重实际，重效率，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不许弄虚作假，不许摆花架子。在生活作风上，要求清明廉洁，艰苦朴素，坚决制止在一些干部中发生的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认为这种腐败现象如不坚决制止，必将败坏军队风气，严重影响军队建设大业，务必严格警惕和防范。

彭德怀丰富的军事实践和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彭德怀过早地离开军队领导岗位继而含冤逝世，但他留下了数十万言的军事著述，这是人民军队流血奋斗的光辉结晶，是当代军事武库中的瑰宝之一。认真研究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对系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军队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