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

作为军事指挥员，刘伯承一贯十分重视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并把它当作军人的政治素质的主要表现来对待。他认为组成军队战斗力有四个条件：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物质保证和严格纪律。四者缺一不可，而政治素质是先决条件。“无论现代化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育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只有为对方作武器的运输队”。(3)政治觉悟与军事素养等条件比较起来，作用更为突出：“部队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绪，饱满的战斗精神，就是启发和保证我们打胜仗的一个基本条件。有了这个基本条件，才算有根据的讲求战术。”军人必须有压倒敌人、不伯牺牲的气概和战胜敌人的自信心。他对自己和部属这样警策：“自信心是军人的魂魄”。这个魂魄并不是军人天生的，而是要经过战斗的磨炼、自身的修养和党组织的教育，才能逐步形成。刘伯承历来认为政治教育是提高军人政治觉悟必不可少的途径，他把士气和打法列为打胜仗的两个基本因素，并强调部队高昂的士气，要通过“鼓励所有的指战员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来实现。政治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深入教育就是政治工作提高一步”，这是人民军队的优势所在。强有力的政治教育使军队“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当它懂得了为什么而战—— 掌握了真理，它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善于以政治来战胜敌人”。(4)正因为如此，他要求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要培养每个成员自觉自动地来实现革命的行动大纲，使他们明白了解斗争的前途。

1941 年以后，他领导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针对有些人在日军“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面前畏惧退缩，右倾避战， 他发动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进行政治动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讲明日军亡我中华的狠毒阴谋和失道寡助、必然失败的结局，使大家认清了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明白了最后胜利是属于抗日军民的，从而克服了右倾麻木的倾向，坚定了全体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对敌斗争出现了新的转机。

1947 年 9 月，他在大别山对刚刚完成千里跃进任务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部分干部作报告，要求大家从纠正形势认识上的偏差来进行提高信心加强斗

志的教育。他指出当前斗争的主要障碍是畏敌避敌的右倾思想，而这种右倾思想来源于对当前有利形势的“四个不认识”：不认识我军千里跃进标志着国民党军的战略大退却；不认识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驰骋策应，陷敌被动，与其他解放区战场组成了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不认识人民解放军已经彻底粉碎敌军进攻，进一步向前发展巩固，而蒋介石政府正处于民怨沸腾、财政极端困难的危机之中；不认识中原人民正热烈渴望解放军支持他们起来斗争翻身，地主阶级则极度恐慌动摇、丧胆落魄。这些思想障碍一经扫除， 我们就能提高信心，加强斗志，毫不动摇地去夺取和迎接胜利。他要求“必须明确地把上述基本形势向全军每一个人员不厌其烦地重复而又重复地指明，务使每一个战士都清清楚楚地懂得；不断地根据干部战士的认识情绪变化，具体深入地解答他们的疑难，使他们对前途有光明、愉快的感觉。”(5) 经过层层反复认真的动员教育，整个部队士气大振，信心提高，斗志增强， 并且造成了反对伯死鬼、积极打敌人的强大舆论。大别山的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刘伯承曾深有体会地说：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创造，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