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伯承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列为作战的五个要素，反复强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他借用中国古代传统的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的“五行”，根据孙子“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的思想，来简明、通俗、形象地表示五个作战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也是他军事上求实精神的反映。他曾对高级指挥员们说过：“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发扬机断行事。”(28)

任务为“五行”之首。任务是作战的目标和要求，实现了预计的目标和要求，作战才算取得了胜利；否则，预期的胜利是不能达到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任务又是“五行”的中心环节。任务不明确，敌情就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概念，无从分析和研究作为特定作战对象的敌人，更无法把握敌人的具体企图和行动。同样，任务不明确，己方的情况难以作出恰切的估计，兵力兵器的数量、质量失去了计算和部署的依据。时间和地点，更是以任务为前提的。离开了任务，就失去了考察它们的量度和角度。因此，刘伯承对任务予以特别的重视。任务通常是以计划、命令的形式出现的。他要求计划、命令要以现实情况为基础，也就是说任务的确定要符合实际，充分估量它实现的可靠性和可能性，通盘考虑敌情、我情、时间、地点等综合因素和条件。他要求上级指挥员给下级下达或部署战斗任务时“要具体明确”。他指出： “给予部属的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的行为。”指挥员为了多给部属争取行动的时间，尽可能及早明了任务，早下决心，早发命令。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范围所及，他专门规定

了基本命令与战斗命令、训令与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基本命令是战役的，战斗命令是战术的。训令是给予目的而不给予手段，命令是同时给予目的和手段。情况清楚，部队靠近，适用命令；情况不清楚，离开部队远，适用训令。

对下级指挥员，他要求接受命令要研究“具体情况，坚持执行”。并指出这种研究不是看小说，要看要想要深刻，要有组织计划、检查总结那样的精神，当作政治责任心来看待。不研究命令也是犯罪。他提倡执行任务中的积极机断作风，发现情况变化时要果断采取应变措施，达成预定的目标。担任助攻或钳制任务时要主动支援主要方向，保障战斗的胜利。他反对对待任务和命令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马虎草率，对任务和命令不研究、不领会，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一种是顽固不化，不理会全局利益和需要，不是无条件执行，而是意气用事或只顾局部利益，叫困难，讲价钱，甚至隔岸观火和拒不服从。

敌情是“五行”的重点。战争或战斗是敌对的双方所进行的生死争斗。本着保存自己、消灭对方的目的，各方都竭力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千方百计刺探对方的情报。所以，敌情的了解和掌握既是极其重要的，又是十分复杂、困难的。刘伯承把敌情作为指挥员定下决心、拟定计划、变更部署等的主要依据之一。他要求指挥员尽一切可能予以弄清，做到了如指掌，胸中有数。他指出：必须依据自己的任务，正确决定主要的侦察方向，集中力量实行不断的侦察，尤其是以搜罗手段捕捉俘虏与指挥员在战场亲身的侦察，以期获得真实的敌情。对得来的敌情材料必须进行研究，先确定其可信度、时间性与价值，然后综合之，加以分析，做出正确的结论，以适应定下决心的需要。他还指示部属估计、判断敌情时要注意它的常态如何，变态又如何，适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因为敌人经常处于移动中，不断演变着它的企图和战术。

作为获得敌情的最主要手段——侦察，刘伯承是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的。他往往把侦察与防谍并提，认为侦察使我们明了敌情，防谍是塞蔽敌人耳目，加强侦察使自己耳聪目明，保守秘密使敌人耳聋目瞎。侦察情况是进攻的，除奸防谍是防御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但重点在前一点，没有侦察就不能除奸防谍。他认为侦察要建立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上，在这一基础上又建立自己的军机侦察。有了众多的群众情报网，就可以广泛及时地了解敌人的动向和发现间谍特务。但群众性的侦察工作必须与专业的军机侦察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威力。

我情是“五行”中的应有之义。战争和战斗是力量的竞赛。力量使用是否得当，能否发挥出最充分的效应，是指挥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刘伯承曾把我情即自己部队的情况列为作战指挥的三个关节之一。指出：不得于部队的情况，就不能取胜。并具体解释说：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因此，他非常重视对部队的了解和掌握。他指示各级指挥员必须深入所属部队，查看和询问部队的各种情况，从伤亡到补充，从情绪到各部分、人员之间的关系和团结，从训练水平到战斗力现状，甚至对部队穿鞋、走路、睡觉以及行军负荷等生活琐事，都要摸熟摸透。他尤其注重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了解和掌握。他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好坏立即见效。”(29) 强调对干部的“知人善任”是掌握部队的关键。他认为了解干部不是一种容易的事，要经

过“大大努力”，“在战场上去看战将，在政治斗争中去看干部的坚定”， (30)日常的观察加上实践的考验，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他反复告诫部属，凡是所辖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以及素质、作风、特长，特别是负责干部的秉性脾气，都应烂熟于胸中，能够随口说出。一旦部署或指挥作战，这些组成“我情”的因素，全部可以恰当地得到运用。

作战中，他对部队情况的掌握要求得更加具体，他规定各级司令部必须逐日绘出所属部队位置、进出路线等的“标示图”，让指挥员能一目了然。指挥所处于移动状态中，他要求随时架好电台，开通通信网路，与所属各部队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以切实掌握部队情况，实施正确的指挥。

时间和地点，也是“五行”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形式，也是战争运动的形式。刘伯承把时间和地点列为作战指挥除部队情况而外的另两个关节。他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就不能取胜。他举例说明：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是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

就一般而论，地形对于作战的意义，“河川、山地、道路、城寨与地形的平坦、起伏、开阔、隐蔽等之影响于敌我的行动者，就不外乎是观测或是遮蔽，是射界或是掩护，是交通或是障碍；从作战方向去看河流、山脉、公路、森林等态势延长的地带是直幅的或是横幅的。若是直幅地带（或叫直走廊）则多利于进攻，若是横幅地带（或叫横走廊）则多利于防御。当然这要从敌我现有装备的优劣与进攻防御的不同去判断。但是我们却不要只限于这样一般的军事观点去判断，就要从我们的任务，在此时此地围歼某一具体的敌人，如何便于使用现有的兵力、火力的观点去判断，就要从被围的敌人将如何利用这一带地形来抵抗我之围歼去判断。”(31)平汉战役就是抓住国民党正规军大规模行动离不开铁路的弱点，事先在漳河与滏阳河的河套地带，组织军民大举破路、平沟和拆毁日伪遗留的城墙、围寨、碉堡、工事、以肃清障碍，便于进行运动战，同时派遣干部布置情报点线和侦察地形，准备了战场有利的条件，从而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抗日游击战争敌我力量对比很悬殊，地形的选择和利用在战斗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刘伯承考虑和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伏击和袭击这两种在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作战方式中的地形处理问题。对伏击战，他指出：伏击目标的地形，要便于我们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同时能限制敌人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而且使宫无法躲避。如在两山林中间而又缺少房屋、窑洞供敌躲避的地带就很好，或一面山一面河的隘路也很好。就敌兵种特性来选定地形，如伏击汽车则要选在上下坡或转弯处，以使其不能预先发现我而容易中伏。如伏击骑兵或驮载，则要选在沼泽而不易奔驰之处。如目的是在消灭敌人，选定地形不仅要注意便于组织火网，实行纵射交叉射，而且要在突然杀奔敌身实行肉搏之时不受地形限制。如目的只是在消耗敌人，则着重于选定适于火力袭击的地形，对袭击战，他认为，我们所袭击的驻止之敌是驻在房屋和堡垒的据点内者较多，而刚才立足休息驻在帐篷内者却少。我们必须在战前察明周围的地形，敌人所驻房屋、堡垒、铁丝网、鹿砦等构筑形式如何，何处便于隐蔽接近，何处便于冲锋，何处便于撤退，从而作出确当的部署和处置。

他还特别注意根据地内的地形改造和进行据险机动的战斗。他号召军民

“对敌人交通不断的破击，护路沟的填平，山地隐蔽小路的构筑，平原沟道的发展，这应成为抗战军民经常的职责。如果能把敌人的交通破毁，使得敌人与我们一样，都是步行走小路、沟道的话，则其快速部队、装甲车队、骑兵、空军等就要失其效能，接济也少来源，那我们就容易消灭它了。”(32)1939年 4 月进行的长乐村急袭战，敌被歼旅团主力原拟由榆社到辽县，因榆辽公

路被根据地军民破坏，使它不能不折转武乡，受到 129 师预伏痛击。他指示“在敌人必通过的险要地形，特别在其奔袭势猛之时，我们应该据此使它碰壁，给以有力的杀伤。”(33)为此，“要在山梁上、峭壁处后面，构筑隐蔽战壕，或在宿营地要点构筑隐蔽战壕（构筑的地点与样式都使敌人不能使用），或在墙上挖枪眼，以便杀伤敌人，机动撤退。”(34)作为这种战壕的一种，他提出了挖掩袭洞，并亲自写出了《打掩袭洞的办法》一文。这种掩袭洞是合攻防为一体的工事，选择敌人不易接近攀登的断岩峭壁、地隙河沟等险要处或村庄隐蔽处挖成，使敌不易侦察，而我能够抵近敌人射击，易于准确命中。如将土枪、土炮、地雷（铁石）等连续设置，再与山头民兵麻雀战的火力配合起来，更可成为消灭敌人的有力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