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配合作用，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

朱德不但重视人民群众的战略配合，而且重视人民群众在战役和战斗上的直接配合。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红军作战总是尽可能地把战场选在群众条件较好的地方。朱德在总结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时曾说： “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70)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战场在根据地边缘的新解放地区，但红军作战仍得到了群众的协力。不但地方武装、小游击队“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而且作为战场的“东陂、黄陂均为宜

黄具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71)这种不但在平时，而且在作战中直接得到群众协力的战法，朱德称之为“群众战”，并认为这是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军队援助人民的各种斗争，另一方面人民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各种斗争去配合军队作战。“军队与人民的这种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72)“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73)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可实施主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在情况便利发展时，则民兵、地方军又可在一定条件下集结起来，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发展任务。

“群众战”有巨大的威力。在前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只有五万人员、三万枪支的红军，战败了几十万装备好得多的国民党军队，这就是因为红军执行了“群众战”，无怪当时蒋介石和外国人都摸不透红军的实力。抗日战争爆发后，要战胜比国民党军队装备更好的日本侵略军，当然还要依靠“群众战”，1937 年 12 月，朱德在回答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的问题时说：“通过发展一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抵抗形式，我们可以完全抵消日本在现代装备和组织方面的优势。”(74)这时，由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战”的基础比过去更广泛了。朱德说：“地主、资本家也还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们看成汉奸。统战工作做得好，地主大批粮食都愿供给我们。”(75)但是，“群众战”与国民党当局执行的片面抗战的路线是矛盾的。因此，朱德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为了使抗战能够有把握，应刻不容缓地废除对于人民的束缚，予以广泛的民主自由。”(76)“在抗战中发动民众甚为重要， 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77)

朱德认为，“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78)“想要动员民众，必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的政治。”(79)既然国民党统治区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里实行。因此，他说：“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努力创造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是整个战略问题中的主要任务。”(80)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民主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支援军队作战的积极性。

不但要发动群众，还要组织群众。朱德指出：“如果群众只有对付日本的心思而没有组织，也就不能抗日。”(81)在各抗日根据地，不但有工、青、妇、少儿等群众组织，还有民兵。自卫军等群众武装组织。1941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民兵）三部分，目前以发展地方军、人民武装为中心。”同时，朱德撰文指出： “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兵，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82)要使民兵成为自卫军中的骨干，群众游击战争的主力，正规军与游击队的有力助手，规定了民兵的基本军事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进行群众的游击战争和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