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协同动作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

协同动作是部队各部分之间，为执行共同的作战任务，按照战斗的目标、时间和地点协调一致地行动，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通常是指的各军兵种、专业兵和专业部队之间的协调行动。目的在于恰当使用兵力，发扬兵器、装备的效能，充分发挥作战中的整体威力。它主要属于军队组织指挥的范畴。刘伯承一再指出：协同动作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

协同动作是随着战争和军队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其重要性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过程中，刘伯承一贯注重协同的作用，身体力行地进行协同的训练和实战运用，在理论上作了系统、精到的总刘伯承认为，协同动作适用于一切形式的作战，包括游击战和正规战在内，不过由于军队数量的大小，兵器、装备的多寡，技术状况的优劣，而有复杂与简单之分罢了。一般说来，游击战这种非正规的形式，组织指挥比较分散便易，协同问题就显得简单一些；运动战、阵地战等正规的作战，组织指挥比较集中困难，协同也就复杂一些。他并没有因为游击战中协同的简单而予以忽视。抗日战争初期，他就提出正规军要与游击队。自卫队密切协同，抓着敌人的弱点，予以坚决的打击和歼灭。就对付日军的围攻来说，基于军队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在敌人分进还没有合击之前，采用积极的手段，选定敌人外翼侧弱的而不易策应的一路，很快用大兵力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它。这种条件的达成，需要正规军与游击队、自卫队的密切协同。游击队乘敌人进攻的势头，秘密转到它侧背去袭击它、伏击它、扰乱它，断其交通，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迟缓行动，暴露弱点。自卫队察报敌情，空舍清野，挖毁道路，埋放地雷，阻滞敌人，设疑兵扰乱疲惫敌人，造成敌人被动挨打的态势。他还指出：这种协同主要是靠基于军队对游击队、自卫队的具体指挥，要抓住指挥系统，建立通信联络，指挥他们适合于作战部署的行动，最好是派出小部队领导它们去游击，以造成窥破敌人的弱点的条件，站在主动地位。当条件成熟，决定击破敌人某一路时，正规军则令游击队、自卫队积极活动，虚张声势，以麻痹吸引敌人其他几路。他强调指出：“这种麻痹几路毒打一路的办法，要靠各部队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又要靠各部队依据总的企图，各向当前之敌积极行动，切不可彼此等待误事。”(43)

刘伯承在指挥和总结抗战初期一系列重大的战斗时，都把协同动作列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他曾以 1938 年 3 月的神头岭吸敌打援和 1939 年 1 月的香城固诱伏战为例，分析、评估协同动作的优劣对战斗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神头岭战斗中进入伏击位置、出击、转移三个方面的动作是协同的，保障了指挥的顺利和战局的推进。凌晨 4 时 30 分整个部队完成伏击动作，伪装、隐蔽良好，全线一片静肃。敌人骑兵沿路搜索未发现破绽。保证了伏击战斗的突然性。发起冲击后，各部队一齐飞跑出来，猛扑敌人，远在纵深的部队也

全速赶来投入战斗。敌人正摆着正规的队列，还来不及展开，就一下子被解决了。黄昏，当面之敌被歼殆尽，敌人援兵临近，部队趁暗转移。敌人第二天的飞机大炮，只能打在战场上它自己的死人死马身上。

香城固战斗诱敌部队和伏击部队的协同很成功，刘伯承称赞这是“善于协同动作”，“善于示弱诱敌，造成敌人轻视骄纵的心理；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特别是把附近的房屋适时占领，使敌人无法固守与逃脱”。这时间，由于八路军及根据地抗日军队的装备很差，兵器种类极少，刘

伯承只能主要考虑和布置部队各部分之间的协同，对兵种之间的协同还无条件作周密部署。即使这样，他已尽可能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1938 年 3 月的响堂铺战斗结束后，他直接提到了步炮协同问题。指出炮兵观察员应随步兵先头部队前进，在战斗中把步兵要求射击的目标用信号报告炮兵阵地，这是一般的协同规则。响堂铺战斗进展很快，炮兵本应在开始向预定目标猛烈射击之后，即前移阵地进行抵近射击。由于 129 师方面的炮兵刚刚建立，缺乏与步兵协同的知识和经验，未能适时应变，误打了已突入敌阵的自己的步兵，他称这“确成了全胜战斗中的一个缺点”，要求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求得迅速改进。

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属于战术协同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刘伯承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战略协同。1942 年以后，日军用重兵“扫荡”和蚕食华北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豫根据地位于战略要冲，首当其害。刘伯承及时提出“每一区域的本身与友邻区域都要把反蚕食与反‘扫荡’密切协同起来。”(44)他指出：敌人以蚕食推广其占领面，企图隔绝我与友邻区域的配合行动，使我回旋余地缩小；以“扫荡”辗转进攻各区域，企图各个击破，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这样一来，抗战区与敌占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大，根据地每一区域与友邻区域斗争的联系性更加密切。一方面，各区域要把本身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反蚕食到敌人后方繁殖游击战争，扩大反“扫荡”的回旋余地，取得敌人“扫荡”基地的情报，使敌人无法进行远距离的奔袭“扫荡”。又以反“扫荡”来强固反蚕食的支援基地，打击敌人蚕食的主力。另一方面，各区域要与邻近区域相铺相助，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密切协同，使敌人顾此失彼，顾前失后，一边是在蚕食和集结“扫荡”中被我消耗，一边是在分散配置中被我消灭，而我却获得了空间与时间的自由。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壮大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战争越来越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出现，协同动作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摆到了各级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面前，全面内战爆发的当年，1946 年 12 月，刘伯承校译了《合同战术》第二部，并写了译版再序。指出：“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很显然，这里所说到的“防御”和“使用” 的办法，并不是纯粹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包括了战术方面的问题，其中突出的又是协同动作的实行。1948 年 8 月，千里跃进大别山前夕，他又重校《合同战术》，付之再版发给营级以上干部自修，再次强调“组织协同动作，才能有把握地对敌人打胜仗”。指出“我们夺自敌手的装备日益强化，善于有效在使用之并善于组织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已成为上级干部当前的严重任务”。

与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相比，解放战争发展到了以运动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军队的组织指挥变得复杂起来，协同动作也跟着有了新的内容。首先是各部队之间的协同，刘伯承着重提出了主攻与助攻的协同。他指出：主攻、助攻各部队，各应有突出重点，总合则有二、三个突击点，上级指挥员应使之协调。攻击时几个突击箭头突入敌阵，能互相策应，将敌阵戳穿、撕破、切碎。钳制方向的动作要积极主动，用真面目的攻击来迷惑敌人，使主攻容易奏效。绝不能以为自己不是主攻方面而消极从事。如钳制方向识破战机，突击胜利，应立即向此胜利方向发展，变为主攻方向。其次是各兵种的协同。他指出，组织各兵种协同动作，必须熟悉它们的性能，分配以明确的任务，定出合同行动的计划，强化其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以使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地通报战斗进程与敌情变化。炮兵、工兵与步兵的突击协同动作，才能完成某一战斗任务。炮兵心须根据其本能作有组织的、有重点的、有观察的、有电话通信的、适合任务的射击，才能发挥火力的权威，掩护步兵突击成功。工兵进行坑道作业及连续爆破，创造步兵攻击的条件和扫清攻击的障碍。比如攻城，敌人依托城墙、壕沟、高堡、地堡及其他副防御等组织抵抗，炮兵火力主要对这些障碍物实施近距离的点射，掩护、支援步兵突击。当敌人缩到狭小地域组成环阵防御时，炮兵应组成交叉火力，支援步兵从四面向心突击。工兵应在炮兵、机关枪火力掩护下，对步兵预定突破口的某一障碍物进行连续爆炸。步兵则乘势发起突击，编成由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结合的小型突击队梯次前进，或作连续突击，或作跃进突击，直透敌人纵深，割袭敌人防御体系，逐个击破。

要实现这样准确、有效的协同，刘伯承认为通信联络的作用极为重要。他指出，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战斗指挥，谈不上协同动作，对此每个指挥员必须有警党的认识。

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走上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轨道，军队的协同指挥更加变得重要。刘伯承在创办军事学院和组织领导教学的过程中，把协同问题放到了突出的地位上。1950 年 11 月，他提出的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赫然写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协同动作是一门主要的课题。他一再提出，各技术兵种与步兵协同动作密切一致以战胜敌人，是最重要的学术。我们所称的机械化，就是自行火炮加上摩托化步兵再加上坦克，它是最新的快速军队，能够独立解决战斗。于此可见步、炮、装甲兵协同之重要。再加上各种飞行部队协同地面军队（或海军）作战，这就组成了现代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合同战斗。现代化的诸兵种已在具有良好传统步兵的基础上装备起来了，这是对现代化敌人作战的好条件。有此好条件，就要步兵与其他兵种协同动作。协同动作作得好，就可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从而也就是保障了胜利。如协同不好，则会自己打自己的飞机，自己打自己的坦克。

本着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刘伯承指导学员把协同动作的原则与朝鲜战争、实兵演习结合起来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通过入朝作战的学员的来信，总结了协同动作在新的条件下的地位与作用。他肯定了志愿军一些指挥员协同意识的进步，感觉炮兵配属太少，在步炮协同及炮火运用上，组织协调严密，发挥了整体歼敌的威力。他认为朝鲜战争提出了前方与后方大规模协同的新问题。因此必须切实解决好兵器物资送得上、用得上的矛盾，这就要了解、掌握飞行队与防空兵器如何使用，以打破敌人的制空权，如何组织

前送、后运，如何构筑道路，如何设置仓库等等。为此军事学院必须加强后勤的教学。还需要学会现代技术与战术，学会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这也是军事学院十分紧迫的任务。

为了加速提高学员的协同指挥能力，他又亲自组织了临淮关步兵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演习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在总结中专门讲到了协同问题。他说，这次演习有步兵、炮兵，有坦克、水陆两用汽车，有空军与空降部队，有工兵、还有火焰喷射器、烟幕、各种应用的制式渡河器材、通信工具等。我们用这些兵器在师的江河进攻战斗课题下，组织协同动作的实兵演习。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就要诸兵种在一个共同国标之下一致努力，特别在它们协同动作之中各自发挥长处并获得其它兵种的帮助以弥补自己的缺点。这次演习是在渡过河川障碍中协同动作遂行进攻任务，比一般的协同指挥难度更大。例如各兵种协同动作先求得克服河川障碍，渡过河去再打击敌人。此时敌人就容易乘我兵力在渡河中或分在两岸时的困难，施行反击。这样我们先头部队就要控制对岸登陆场，掩护着我们主力集结与组织另一个协同动作，继续进攻以突破敌人防御地带。这样就显得战斗的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特别重要。

在他的指导下，军事学院的教学坚持不懈地贯彻了协同的内容，有力地提高了学员乃至部队指挥员组织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大大促进了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素质的提高。

三军事教育思想

刘伯承在创办和领导军事院校工作中，曾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第二、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等职。特别是 50 年代较长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主持制定教学方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定教学内容，开展学术研究，提出教学原则，摸索和完善教学方法，培养教员队伍，编写教材并形成体系，树立校风，始终接触和参加教学实践活动，总结和创造出全面、系统的军事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