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胸怀全局，深谋远虑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形式是武装斗争，这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认识到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方针和一系列战略战术。贺龙对上述特点和红军的战略指导思想，认识和掌握得比较早。所以，贺龙总是站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全局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因而在处理问题时，总以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全局利益。

1927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有些人只看到反革命势力暂时的强大，因而心灰意冷，脱离了革命队伍。而贺龙则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蒋介石一定要垮台。当时，党中央决定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但他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认为此时党最需要的是抓枪杆子，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因此，他毅然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不顾个人安危，向党请求回湘西去搞武装斗争。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嘱咐他：“一、听党的话；二、干革命； 三、找穷人。”(87)贺龙肩负着党的重托，与周逸群等十余人回到了桑植。他在远离党中央，联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牢记党的三条指示，不怕艰难困苦，几经挫折，终于创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红 4 军，后来与洪湖地区周

逸群领导的红 6 军会合，组成了红 2 军团，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样就同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一起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4 年 10 月，红 2、6 军团在贵州会师。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军委，并不了解 2、6 军团和湘西的实际情况，却命令两军团分开行动，让 6 军团单独到凤凰、乾城等地活动，贺龙从全局上考虑到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并根据两军团和湘西、鄂东的实际情况，提出：2、6 军团的总兵力不足 8 千，而黔东地区的敌人有 30 个团，如果两军团分开行动，兵力分散，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当时凤凰、乾城、永绥地区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老巢，其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又是苗族聚居区，与汉族隔阂很深， 必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立足。因此，他建议：只有两军一起向位于湘鄂川黔交界的桑植、永顺、龙山地区发展比较有利。一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好， 敌人力量空虚，地理条件便于红军的发展；二是两军团的力量集中，可以进行较大的战斗。歼灭和箝制更多敌人，能从战略上配合党中央和红 1 方面军的行动。任弼时等两军团的领导一致赞成贺龙的意见，并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但军委回电说：两个军团“在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2、6 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活动区域发展”。(88)贺龙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怕被扣上“对抗中央”的帽子，抓住有利时机，机断专行，坚持按两军团领导一致同意的方案，边行动，边向中央军委报告。并于 10 月底集中两军团的兵力，向湘西之敌主动出击，两个月内，歼敌近两万人，占领七座县城，吸引和箝制了敌人 6 个纵队共 11 个师又 2 个旅的兵力，“威胁‘追剿’

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给我中央野战军以有力的配合。”(89)恢复和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军发展到 1.5 万人，比会师时扩大了一倍。事实证明贺龙决策的正确性，后来中央也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命令，贺龙和关向应等率 120 师主力坚持晋西

北的斗争。晋西北人口稀少（不足 300 万），贫穷落后，条件艰苦，党的力量弱，群众基础差。与其他地区相比，120 师在这里生活艰苦，部队扩大难， 干部发展慢，所以有部分同志不太安心。贺龙则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指出：“晋西北是支持华北抗战的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它是支持华北抗战主要堡垒之一，是大西北的屏障。坚持晋西北的抗战，不仅威胁着敌人在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同蒲铁路，对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起着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而且箝制着进攻大西北的一大部分敌人。”(90)他教育广大指战员要顾全大局， 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扎根晋西北，他带领 120 师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在军事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粉碎了日寇的反复“围攻”和“扫荡”，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磨擦，开辟和巩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晋绥根据地在经济上向延安提供了大量支援；在军事上一向是两面作战，河东要对付日本人和阎锡山，河西要对付国民党。真正起到了屏障大西北的作用，完成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成为联系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起到了战略基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