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实和发展的关系

叶剑英说：军队现代化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适当的照顾到发展。既不能脱离现实而空谈发展，又不能只看到现实不考虑发展。我军要发展，而且要用尽快的速度，这是肯定了的。但发展不能只凭热情和主观愿望，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否则便是空想。现在我们有些工作就犯了这个毛病。例如，组织演习，拟制想定，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规模搞得庞大，兵力、兵器总是按假想的密度来计算，而且总是处处比敌人强。他们拟制想定时，不是根据我军现有的物质基础，而是根据假想的情况作基础，结果很多东西不仅现在我军没有，甚至在十年八年内也很难达到，训练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做法有使我们两头落空的危险，必须加以纠正。今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我军现有的物质基础，适当的照顾发展的情况，逐步地加以提高。

叶剑英这些论点在以后的讲话和论著中还多次出现过。他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的中肯意见，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新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五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叶剑英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之一，深知这支军队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愧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同时他也意识到，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现代战争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他指出：未来战争是人民战争，又是现代战争，这两句话用逻辑把它联系起来，就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他说：“时代不同，给未来战争带来许多特点，但未来战争的性质仍然是人民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因此，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思想，仍然是未来战争的指导思想，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于未来战争，但应根据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人民战争是在全民战、持久战、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的战争。人民军队是革命化、现代化、国防化的军队。这些问题是未来战争的问题，但都是建筑在现实物质基础之上的。不考虑这些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未来战争。”(13)

在把握未来战争根本性质的基础上，叶剑英进一步探索未来战争的指导规律，提出战争可能的规模；各军种、兵种在战争中的作用；技术兵器发展方向；军队建设；战争初期的作用；战争的持续时间等六个问题。认为核武器，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工具，但不能贬低陆空的决定佳的作用。胜利要经过一系列的巨大努力，每一次努力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战争是持久的。未来战争，空间规模是巨大的、高度机动的核战争，决定在开端，战争初期。

他把现代战争从总体上概括为三个明显的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

（“不宣而战，迅雷不及掩耳”）；战况发展的迅速性（“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瞻之在前，忽然在后”）；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诸军种、兵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组织协同，复杂的作战指挥）。

以后，他又从几个方面展开阐述现代战争的特点：（1）战争规模是巨大的，尽管小打的可能性存在，但最后必将发展为大打。战争将在广阔的空间进行（空中、地面、海洋），双方投入的人力物力空前巨大，战争具有残酷性。为了支持这种战争，必须要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必须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2）总体战争，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的组织行动，它并不单独是武装斗争。除武装斗争而外，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还继续有着极其紧张而广泛的斗争。所以，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总和。

战争通常由突然袭击开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为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增大了袭击的效果。
战争可能先从后方开始。现代空袭兵器使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处于它的威胁之下。敌人可能利用其侵略基地使用各种空袭兵器，首先集中突击我们后方。有时也可能前方后方同时开始。
诸军兵种合同进行的战争。尖端武器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杀伤武器；但它并没有减低各军种、兵种在战争中的作用。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原子武器神秘化。相反，更需要有装备着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的各军种、兵种协同一致的努力，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14)

他还指出，在研究未来战争时，必须考虑到国际条件，但基点应放在自力更生上面。(15)在未来战争中，可能使用尖端武器，也可能不使用尖端武器，我可能有尖端武器，也可能无尖端武器，但基点应放在我以常规武器战胜使用尖端武器的敌人。未来战争，既有速决因素，又有持久因素，但我们的基点应放在持久方面。

叶剑英分析未来战争战场的情况，认为只有顺利地实现战略进攻，才能达成战争目的，只有采取坚决的进攻，才能击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占领其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经济中心。防御，乃是一种武装斗争的暂时的和从属的类型。战略防御，乃是武装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一战区或某一战略方向上，为达成基本目的——疲惫和削弱敌人、迟滞和阻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必要的时间和为转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所采取的一种行动类型。反攻，乃是进攻的特殊类型，它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防御交战的复杂条件下进行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1959 年叶剑英就指出：大战可能打不起来。但世界上可能会出疯子，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应付可能产生的突然事变，但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大战暂时还打不起来。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总的规律。重点应放在可能打的上面，要准备打。但目前暂时还打不起来，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一时机，动员全国人民包括军队在内，大搞经济建设，苦战几年。国家在经济上强盛了，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才能有强大的军队。毛主席讲，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因此，我们整个国防力量，包括有生力量和技术力量，除积极建设和备战以外，还要大力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抓紧暂打不起来这一时机，大搞经济建设，大搞国防建设，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和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一起，领导高级干部开展关于防卫作战一系列重要战略问题的讨论，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关于武装力量建设。叶剑英提出，从人民战争的观点出发来建设我们的武装力量。因此，不应当把武装力量的建设单纯地看做是军队的建设而应当把广大民兵的建设也包括在内。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力量（即常备军队）和后备力量。这两部份力量都应包括在我们的战略计划里边来。常备军队是全民武装的值班部队，又是训练后备兵员和培养、储备干部的学校。叶剑英强调常备力量应尽量地、适当地减少步兵，扩大技术兵。因为步兵容易训练，而且它有广大民兵做为它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技术兵既难于训练，而且在未来战争中需要量又很大，同时，我们的装备、技术水平一天天地提高了，也需要大量的技术干部。对于海空军建设，叶剑英也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叶剑英认为，后备力量建设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兵的组训。民兵制是储蓄后备力量的所在。在现代战争中，民兵的地位不但没有降低，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就是发展国防体育。国防体育包括无线电、摩托、射击的陆上运动，有航海、轮机的海上运动，有航空工程、滑翔、跳伞等内容的航空运动。过去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好玩的东西，其实它是属于武装力量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培养技术后备力量。

关于国防工业。叶剑英认为，军工生产要力争上游，爬上尖端。现在谈到新的装备，就是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空对舰、空对地、岸对舰、舰对空、舰对岸的导弹。军工生产，要强调科学研究设计试制，少量生产常规武器，大量生产民用机器。他提出“军工生产在原则上必须自己设计制造逐渐代替进口。开头摸索也需要，但仿造也是要的，有些自己根本没有工厂，进口一点也是需要的。但这都是临时现象，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军工生产要努力搞自己的东西，进而代替进口和仿造。”他强调，军工生产的基本建设重于制造。尖端重于一般。生产导弹先于原子。

1971 年叶剑英亲自调查国防工办，对国防工业生产明确提出，“精密地设计、精密地制作，少量地生产，少量地试用，这是我们生产的原则。”(16)关于人民防空。70 年代，叶剑英对未来战争中的人民防空和城市防卫问

题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指出：人防工作计划不是孤立的，是整个国防计划、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他很重视城市疏散问题，指出：战争没有打响以前，要做这个工作。要有个很周密的疏散计划。要在城市消灭敌人，打巷战（街垒战）、地道战。我们要拿出多少兵力才够用，才不拥挤，这要很好考虑计划，兵太多了，就拥挤，而且会造成粮也不够，水也不够，弹也不够的困难。要排除拥挤，对人民群众来说是要搞好疏散，对军队来说就是要节约使用兵力。关于坚壁清野问题，他说：所谓坚壁清野，就是将东西往山沟里搬，敌人走了就再搬回来。城市也是可以坚壁清野的，一定不要把东西给敌人。疏散有疏散的计划，坚壁清野也要有坚壁清野的计划，这些计划做好了，就可以准备同敌人打争夺战。他说，疏散、坚壁清野，第一是方向，第二是道路，第三是挂勾。这些都要计划好，要紧张而不慌乱。关于地道问题，他指出，地下工事工程很大，照明、炉灶、通气、缺氧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解决。将来战争，空中、街道战比较容易，困难就是地下，关键就是地下，就是要通过地道战战胜敌

人。他强调要下决心“打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式的城市保卫战。敌人必争、我们必守的城市，那就一定要打这样的保卫战。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对这个有顾虑不行，打烂了不要紧，要把敌人引到城里消灭它。城市保卫战是个新问题，也是个大问题。”他还指出，城郊主要是准备打敌人的坦克。

关于政治工作。叶剑英历来关心军队的政治工作。

1978 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作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报告。着重指出：我军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各方面发生的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 的干扰破坏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了。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认真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关于后勤工作。叶剑英 1957 年 3 月在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由简单而复杂，由低级阶段进到了高级阶段，把过去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基本上是单一兵种的后勤，建成了统一的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后勤，后勤工作不象过去那样简简单单了。在新的条件下，有许多新的问题，要有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解决。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工业，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主要是“取之于敌”和“就地取给”。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整个国家经济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同时战争的形式也有很大变化，战争的规模巨大，物资的需要和损耗量也大大增强，从抗美援朝的经验也可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如果没有后方物质保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要战胜现代化的敌人确实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军队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后方的人民，后勤工作在今后战争中的任务，加重了不知有多少倍，因此，建设良好的强有力的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制度，在今天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他要求加强后勤部门和人员的思想工作，克服争名逐利、贪图享乐的衰退现象，要坚决执行“勤俭建军”的方针，发挥工作的创造性，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尽量节约我们的物质和经费，真正做到钱要用得少，事情要办得好。

六贯彻正确的训练指导思想 “训练是为作战”“训练也是打仗，这是叶剑英提出的军事训练的根本

指导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撰写《实行教育军事革命》一文，介绍

苏联红军军事教育训练的经验，指出：“它的一切训练都是在与战场最相类似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不但只在讲堂上与操场上训练，而且主要的是在野外、森林中、战壕里去训练。它不是用假的想定来训练，而且把战场上作战的实地情况与作战经验加以重演并加以发挥来进行训练。它特别着重夜间与恶劣气候条件下，以及在各种工事、堡垒、障碍前及反坦克动作的训练。它特别着重‘专长教育’，即各练一行的分科教育，而不是样样都学。”“随着战争的发展与战斗任务的变迁而实行所谓‘重点教育’。显然的，红军这种崭新的训练，就必然的反映到战场上，这就是它能够获得惊人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这伟大的红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学习苏联红军军事教育的宝贵经验，实行军事教育的革命！”(17)

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部队训练？叶剑英在 1955 年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总结讲评时说，按实战需要训练军队是一句老话，是一个原则。他要求以现代战争的需要来训练干部和部队，要求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练兵，根据实战要求来练兵。他根据毛泽东给《军事科学院的训词》的精神，在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中，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问题。他说：“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力量是强大的、凶恶的、狡猾的。我们要战胜这种武装力量强大的敌人，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以外，在军事上必须有受过严格的现代化的军事训练的军队，必须有头等的现代化的装配，必须有大量的，优秀的、有现代军事科学头脑的指挥干部，才能够战胜敌人。”

在军事训练中，针对部队中有些干部对原子武器威力认识不足和夸大原子武器作用的两种倾向，叶剑英从理论上指出：原子是时代的特征，是时代的代表，而实际上，原子时代是包括一系列的东西，不单纯是原子武器。他分析原子武器的性能及其威力，指出：原子武器是有很大威力的突击武器，但是光靠原子武器并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原子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仅不能代替其它兵种、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它兵种兵器的积极密切配合，才能发挥其作用的。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各军种、各兵种各勤务的作用不但未减低，而任务反加重了。因为：第一，新武器大量采用和小量采用，对战斗行动的影响有很大差别。新武器刚出现是少量的，装备到部队是少数的，通常对战斗行动的影响并不大。当初在日俄战争时，重机枪是新武器，最初只有少量的装备到了部队，对战术的影响不大，只有当它普遍装备到部队时，战术运用和战斗队形才起了变化。因此对原子弹应做具体的分析，要看看装备到部队的是大量的，还是小量的。第二，新武器出现，不可能完全代替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发明了坦克，当时都感到很奇怪，但它不能够代替原来的常规武器。即使新武器大量装备到部队，也不能完全取消和代替常规武器，还必须结合常规武器来使用。原子武器只有结合炮兵火力、航空兵的突击，才能产生更大效果。第三、原子武器的使用受一定条件的限制。战术性原子武器虽正在装备到部队，可是它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目标，随便可以乱打的。能否使用原子武器，地形、气候、战斗发展的态势都有影响。第四，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武器（原子弹、导弹、火箭，包括洲际导弹在内，以及放射的、生物的、化学的等等）出现后，依然必须依靠诸军种、诸兵种的合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如果没有陆军战役、空军战役、海军战役的结合，整个国家战略指导意图是不能够实现的。整个战略指导一定是若干的空军、海军、陆军相结合的、统一的战役行动，不能单纯靠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靠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合同作战。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第五、军事学术常常落后于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常常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也很容易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用到未来战争中去，这因为新的东西没有看到，老的东西记得很牢。如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认为有了马其诺防线，就可以保全住法国，这个思想很牢固。他不知道，有了飞机和坦克后，马其诺并不是不可超过的防线。所以，对原子武器，一方面不要估计过高，另一方面也不要用过去的老观点来对待新事物，把老的观点企图用在未来的战争。新武器出现后，我们一定要去认识它、了解它。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它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对付它和利用它。

在军事训练中如何适应原子武器带来的新特点？叶剑英在 1959 年 12 月全军训练会议上强调指出：在作战原则上机动灵活。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集中兵力的原则未变，但在方法上要求：分散配置，多路开进；集中突击；再迅速分散；以充分利用原子突击效果和避免敌人的原子突击。现代战斗中的集中，首先是在短期内集中军队的火力，主要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火力。由于使用原子武器，双方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要求灵活运用进攻与防御这两种基本战斗类型。原子武器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杀伤兵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应着眼于利用原子突击效果，广泛实施机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要求军队广泛地实施机动（兵力、火力）。战斗发展极不平衡，造成军队实施广泛机动（包围、迂回）的可能性。要求军队具有坚决顽强、迅速勇猛、主动灵活的独立作战的精神。在军队指挥上，叶剑英强调及时了解情况，迅速定下决心，用最简便的方法迅速传达任务，要求各级指挥员机断行事。叶剑英认为，从实践需要出发训练部队，就要充分考虑现代战争中这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1955 年 11 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并担任演习的总导演。这是一次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通过演习，训练我军指战员和部队。他在讲话中指出：“可以预见，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必然影响到以往进行战斗、战役的样式，对军队的指挥方法，也将有若干的改变。所以我们研究在新条件下进行战斗、战役新颖样式的同时，要改善军队指挥的组织的保障的方法，并寻找在战斗和战役中最有效的使用新式技术兵器的方法。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条件下来组织实施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他说： “二十世纪是原子的世界。原子的发现和运用到战场，无疑将给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带来重大的影响。但这应该指出，原子武器的出现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及其指导原则，而只是为作战双方提供了充分利用现代战争规律的更加有利的条件罢了。”

演习中，叶剑英还同参加演习的同志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如关于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关于战役的布势，关于抗登陆战役过程中的反突击时机的反突击地区，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关于军队指挥和协同动作问题，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问题，等等，从中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作出了精辟的论断。

军事训练中充满着各种矛盾。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中，十分注意研究解决各种矛盾，他经常提到的有：

（1）军事训练时间与政治文化教育时间的矛盾；（2）训练与国防施工的矛盾；（3）军队训练同支援地方的矛盾；（4）训练与物质保证的矛盾；

（5）训练与兵役时间上的矛盾；（6）条条块块的矛盾等等。他要求各部队领导不断解决这些矛盾，把军事训练推向前进。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叶剑英多次召开全军训练会议，分别参加海、空、防军训练工作会议，提出训练工作上有四项内容（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和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即（1）红、专、健结合；

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3）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4）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此外，他还强调正确解决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的关系，学习现代军事技术与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军队技术训练与装备的关系；以及训练任务与援外任务的关系，等等，进一步明确全军军事训练任务和方

针，保证训练质量的提高。

叶剑英还要求部队牢固地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他说，勤俭练兵是我军训练的光荣传统。海军已经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在港苦练，出海精练”；空军也初步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各兵种也应当把自己的方法总结起来，是不是可以提出“在营苦练，野营精练”。总之，不论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都要贯彻勤俭练兵这一指导思想。

叶剑英十分重视海防边防部队的训练。他认为如何对付敌人在边境的各种困扰，和我们军事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加强海防边防，除了解决编制装备等问题外，就要突出海岛部队训练，边防部队训练，战术技术训练，这些问题都要很好研究。如海岛方面，敌人如果进攻，我们除了依托预设阵地进行顽强抵抗之外，如何作小规模短距离的冲击，如何进行反冲击和反击，以及海岛的阵地设防，阵地防御的组织指挥，阵地战斗中的技术使用，海岛上的各种储备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边防也是一样，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训练。东南沿海蒋介石不断的进行小股窜扰，每次窜扰都被我们完全消灭了，可是他并不停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怎样对付他们从海上爬上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如何动员教育、训练部队，如何训练民兵，如何同民兵结合起来，把海防巩固起来。在边缘上除了寸土必争以外，是否也可以设想在浅近的纵深内进行些机动。

叶剑英在指导部队军事训练过程中，注意研究解决未来战争中的近战问题。他认为，不管敌人从海陆空来，空中力量如何强，海上力量如何大，要到我们国土上来作战，就势必要在地面上和我们作战。合成军队在地面作战是决定问题的一个关键。其次，不管敌人的武器射程有多远，威力有多大，归根结底他要同我们进行近战。所以陆上作战又有个远战和近战问题，远战为近战创造条件，远战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靠近战。尽管敌人有什么几千里的洲际导弹，几百几十公里的战术导弹，只管他打就是了。只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有对付敌人远战火力的办法，他们就必须进到我们附近来，或者我们分散隐蔽地冲到他们的战斗队形里去和他打混战。敌我部队一混合起来，他们的炮兵也不敢打了，核武器更不敢使用了。这时就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和政治的威力，在近战中战胜敌人。近战的形成和产生无非是两条，一是我们冲进去，一是把敌人引进来。这就要求加强训练我们的尖刀连，大胆勇敢地钻到敌人的队形里边去，要有和敌人打混战的决心、勇气和技术。这两条一定要使全军在思想上把它肯定下来。不然我们心里惶惶无主，不晓得导弹怎样厉害，不晓得对核武器该怎么办，不晓得将来究竟怎么对付它。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战争经验，一定要抓住这两条。合成军队在地面作战，要适应打近战。

他强调在近战中，出现一种难对付的东西，就是坦克。如何训练我们的部队在近战中打坦克的问题。根据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经验，说明坦克是可以对付的，如果加上现代的技术，就更容易对付了。我们现在的装备比那时强多了，除了在技术装备上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以外，在战术上究竟应该怎么搞法，应成为今后训练中近战训练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指导部队近战训练中，叶剑英还要求加强夜间训练。他联系革命战争的经验，认为夜战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未来战争，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武器，使用不使用原子弹，不管他们的火力多么强，射程多么远，机动力如何大，我们还是要靠夜战、近战来对付它。夜间，他们那些比我们优势的东

西总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认清了这一点，进攻时，在远战阶段，就要很好保存自己的力量，利用夜暗秘密迅速接近敌人，和敌人打近战，猛打猛冲，克服敌人的各种障碍物和堡垒，用白刃格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防御时，就是要躲、打、杀、反，千方百计地打掉敌人的坦克，利用夜间反突击，死打硬拚，消灭敌人，守住阵地。因此，一定要把我们的部队训练得敢打近战，善打夜战。他说我们的军队政治上是强的，再把近战、夜战的技术、战术搞好了，真正能过硬，就象周总理所讲的，我们就无敌于天下，就有胜利的把握。这一点全军必须要有个统一的认识。

叶剑英指导军事训练，不断研究解决训练方法问题。

1963 年秋，他亲自到南京、镇江等地观看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表演，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郭兴福的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为使郭兴福教学法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剑英将它归纳成五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指出：“上述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他认为，不能把郭兴福教学法单单看成部队训练的一种具体方法，还要从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1963 年 12 月 27 日，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泽东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时，拿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说“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称赞：“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最后，毛泽东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支持下，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运动，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取得了显著效果。(18)

七军队院校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叶剑英是杰出的军事教育家，是中国军队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战争年代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参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延安军事学院及华北军政大学，使军队院校成为培养和输送革命人才的基地，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军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军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是 1932 年秋在瑞金诞生的。不久，叶剑英接替第一任校长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尽管叶剑英有一些在黄埔军校积累的办学经验，但是当时学校教员队伍成份比较复杂，水平参差不一，如何办好这样一所无产阶级的军校，对他来说仍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在办校中，叶剑英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定期组织军事、政治学习研讨会，组织“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工农红军问题”和“游击战问题”等专题研究。办校初期没有教材，叶剑英以苏联红军的《步兵战

斗条令》为主，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编写教材，亲自给学员讲授。他还注意改进教学方法，提倡少讲多做，组织野外演习，解决实际问题。他重视直观形象教学，创建模型室，展出实物、模型、图表 600 余件，提高了教学效果。(19)

1948 年，叶剑英受命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这个学校是由原晋冀豫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及晋察冀方面的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等 5 个单位合并组成的。学校成立之初，学员中既有旅团级干部，也有普通的战士，有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和地方干部，还有刚解放过来的青年军官；文化程度有大学生、中小学生，还有文盲；教材奇缺，突出的问题是教员严重缺乏。

一个学校能不能办好，关键在教员。叶剑英到校以后就着手调查教员状况。当时，各校合并过来的教员，能任课的只有 30 多人。叶剑英一方面重视发挥这批骨干的作用；一方面着手解决扩大教学队伍的问题。他借鉴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利用沙俄军官创办陆军大学的经验，派人四出“招贤”，把二三百名具有真才实学的旧军官请来任教，充实了教员队伍。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这批新教员的政治水平和教学能力不断提高，为教学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叶剑英向全校提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的警言，动员大家搞好教学工作。他反复号召教员与教员、学员与学员、教员与学员之间，要互相为师，教学相长。他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不耻相师的精神，不论对方身份如何，级别高低，年龄大小，只要“闻道在先”，在某一方面比自己懂得多，就应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这样，才能做到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师，在什么场合都可学到学问。

他要求领导干部都要结合业务选学一门课程，力求精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要准备一旦新的形势到来，一个工兵大队要扩大成为一个工兵学校，一个炮兵大队要变成一个炮兵学校。叶剑英有预见地指出，到全国胜利，我们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卫生事业，所以，不要把学习看成是一种额外负担，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党赋予的一项光荣任务，是时代对于部提出的迫切要求。

建校初期，没有现成的教材，叶剑英主张把国内外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收集起来作参考，然后按照华北军大的教学目的，由学校组织力量，自己编写。在编写战术教材过程中，他和编写人员一起研究吸收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使教材内容更加具体充实，更符合于实战的要求。经过半年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译了 30 余种军事教材，编写了 20 余种政治教材。

叶剑英十分重视学习各战场的实际经验。他在教员缺乏的情况下，仍然抽出一部分教员组成参战组，先后参加了太原和济南诸战役，收集作战经验，回校帮助学员了解战场的最新情况，把学校教育与前方的实战紧密结合起来。

在教学中，叶剑英大力倡导群众路线和教学民主。他要求教员教什么，如何教，要征求学员的意见；要经常深入课堂和训练场地，把群众中的好意见、好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叶剑英把整个教学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教学准备阶段；二、教学实施阶段；三、教学检查阶段。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华北军大成果裴然。朱德在一个题词中说：“‘七一’是军大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年中，你们进行了很多工作，收集了过去的

战争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训练了一部分教员，教育毕业了大批学生。这是你们与全体教职员努力的结果。你们的教育方法，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为国防教育打起了新基础。”(20)经过华北军大的实践，叶剑英关于军队院校建设的理论也趋于成熟。

建国以后，叶剑英领导全军的训练工作，其中也包括军队院校建设。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军队院校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理论体系。

叶剑英认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干部训练是一个重要环节。干部如果不加强训练，不但完不成训练任务，也完不成战斗任务。现代战争既需要大量的兵员，就必然需要大量的干部。培养干部是“百年树人” 的工作，如果不培养、储备大量的干部，那么即使将来国家供给我们最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是无法掌握的。为了满足建军和未来战争的需要，必须大办学校。他说，“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

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剑英用很大的精力从事院校建设工作。他经常了解院校建设的情况，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的指导。

1955 年初，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前，就先后召开了十四次小型院校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着手制订全军院校培训干部的规划。担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期间，他参加了第六次、第七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担任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时，又出席第八次、第十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和全军院校政治工作会议。每次会议他都发表讲话，认真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方针和原则，大力纠正与这些方针、原则相脱离的倾向，使院校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叶剑英认为，军队干部必须加强德育、智育、体育的训练。他说：“所谓德育就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也就是说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智育就是善于掌握新武器，能组织和发扬新武器的综合能力，陆、海、空军和防空军在同时、同地发挥综合的力量以歼灭敌人；体育，就是要有健壮的身体。没有强健的体质，不能忍受现代战争昼夜连续的战斗活动；没有高度政治觉悟，不能忍受这样大的杀伤和破坏；没有现代知识，不能掌握和发挥新武器的综合力量。没有这些，就不能成为现代条件下的军官。”

关于军队院校体制，叶剑英主张“三级制”，就是由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在尉官任职时期没有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干部（包括营以下指挥员和相应的参谋人员），必须入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教育；由校官晋升为将官，或在将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包括各军种、兵种正师以上的军政后干部、高级参谋人员和校以上的学术研究干部），必须入高等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训练。

叶剑英还提出“两股绳”的训练程式，即军官训练分“完成”和“速成” 两种，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完成训练”采取“三级制”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主要是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而且多样地解决干部在服役期间的深造与提高问题。其方法是采取轮训或集训。要求学习内容少而精，时间短而少（一年以内），毕业后通常是留任原职。(21)

坚持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是叶剑英抓院校工作的重要环节。他要求全军各院校，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教学制度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1962 年 5 月至 7 月，叶剑英先后对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

进行了检查。为了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他于 3 月 30 日，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改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报告》，针对“两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他建议进一步明确训练任务、内容和学制：加强教员工作，充分调动教员的积极性；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步修改教材，提高教材质量；加强学术领导，严格教学要求，健全教学制度，等等。此报告于 1963 年 1 月 30 日经军委批准，转发全军执行。他在西安召开了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会议，对工程技术院校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意见。接着他在北京召开了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会议。会上，叶剑英从十个方面回顾了“抗大”的基本经验；（1）有正确的方针；（2）有坚强的领导；

有良好的校风；（4）有正确的教学原则；（5）教学内容少而精；（6）学制短；（7）教学方法生动活泼；（8）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9）十分重视政治教育；（10）自力更生、勤俭办校。他号召各院校“以‘抗大’做榜样，向‘抗大’这个目标前进”。不久，他又奔赴大连，参加了全军指挥院校的教学改革会议，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战备姿态办校”，“培养会打人民战争的指挥干部。”

八开拓军事科学研究领域

毛泽东一向重视并亲自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指出，“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全国解放后，他提出“钻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要求以我为主，总结经验，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为军事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和任务，是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动力。(22)他经过调查和酝酿，于 1956 年向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经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1958 年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

建立军事科学院，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 1958 年 3 月 15 日的建院大会上，叶剑英指出，军事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是研究战争的理论科学。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是真正的科学。这种理论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战争的规律和战争的指导规律。此后他指出：“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它的骨干。军事科学来自军事实践，又反过来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他提倡军事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和全军指战员，要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我国军事科学，作为准备打仗、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大责任。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关与广大指战员相结合，全军动手，建立和健全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又红又专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制订军事科学研究的规划，促进军事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奋发努力，攀登军事科学高峰！(23)

叶剑英提出军事科学院的性质是“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统一的机构”。在 1958 年 5 月 25 日他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是：“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美帝国主义作为对象，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这个方针后来随着工作的进展，又逐步有所充实和发展。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叶剑英提出，首先从总结我军经验开始，使干部了解我军三十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提高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自觉性。其次，从研究我军的具体情况着手。例如研究我军的编制、装备，我国地形、交通等，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避免各种各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设想，与此同时，要研究敌军，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想出适当的对策来。第三，采取批判的学习态度研究苏军的各种条令，以便吸取其先进经验，充实我军现代战争的知识，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特意指示：“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后来，叶剑英又明确提出军事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24)

关于军事科学的研究范畴，叶剑英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把它划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三个方面、三个范畴。

1960 年 2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包括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大体上可划分为：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两个部类。理论科学包括：军事思想，主要是研究战争基本理论，如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建军路线等；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地理学，军队训练学等。技术科学主要是军事技术，研究各种武器与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

在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中，叶剑英注意不断解决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在要不要坚持“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以我为主”，这就是“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军事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叶剑英解释悦，这五条是个统一体，不能孤立分割。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统帅和灵魂。总结经验、学习友军、研究敌人，都必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在现代国防的一个指导方针。我军的经验是我们研究与发展军事科学的基础。“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立足点。“照顾将来”，就是要看到发展。总起来贯穿着一个“以我为主”的精神。所谓“以我为主”，就是在我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以我为主”，有主就有次，主次是对立统一。“我”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的对立面是“敌”，我的旁边是“友”。因此，“以我为主”，还要有选择地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敌人。“我”本身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将来。(25)

在如何认识科研、教学、“生产”的关系上，叶剑英认为这三者是有机

联系的整体，是统一的。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三者统一的基础是实践。研究人员不能只在室内来写教材、编条令。他说：“在室内研究的东西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反复的实践。什么叫实践呢？在操场、野外所进行的各种训练、实验都叫实践。没有经过这一道工序，行不行呢？恐怕不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吗？你写出这一套，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合乎原则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只有经过反复实验。这样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反复的实验，才能生产出一定的产品。”(26)

对于如何使战备、训练、研究紧密结合的问题，叶剑英的看法是：训练也是为了战备，研究也为了战备服务。把研究的成果提供部队，改进我们的训练，改进我们的技术兵器。这也是为了战备。他还提出，利用援越抗美战场的实践经验，开展科研工作。

叶剑英不仅提出一些科研中的重大指导原则问题来进行讨论，把它们提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加以解决，统一认识，而且深入到一些工作细则中去探讨研究，把研究成果体现在各种论著、条令和教材的编写之中。他强调研究军事科学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他说：“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试验的方法，来整理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经验，整理成为科学。”(27)他在领导军事科学院工作中，同大家一起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不孤不空”（不孤立、空洞地研究）；善于“知识积累”；发扬学术民主；进行“计划生产”，统一规划，全军动手等等。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在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域，倡导和

发扬“攻关”精神，要求认真进行学术准备，拿下一个一个“攻关”项目。他模范带头并组织全院同志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军事著作，以及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外文等各方面的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不论在院里或到外地，一有机会他就检查大家的学习效果。一次在武汉，他和大家重温恩格斯的《步枪史》，颇有感慨地说：“恩格斯在那样的年代，条件那样差，还写了那么多军事著作。他甚至花费那么大精力，对步枪的历史作了那么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还写不出那样的作品，说来真是惭愧！”他严肃而又诚恳地教育大家，要以革命导师为榜样，认真从事科学研究，挤出时间下苦功夫读书钻研学问。

叶剑英还提出，进行学术准备，要向部队学习，向老同志学习，总结我军经验，挖掘“宝藏”。他说，我们自己有经验没有？打二三十年仗，经验多得很，一个小小战斗，都包含有理性。但是这些真理的颗粒还被埋藏着，没有钻探、整理，得出结论。如果不趁现在有战争经验的老头子们还在，赶快整理，再过几个五年，老成凋谢，就谈不上整理了。这很有时间性、现实性。战史的资料，在保险柜里头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在人的脑子里头，几十年来战争的经验埋藏在毛主席脑子里头，在元帅、兵团、军领导同志的脑子里头。为此，必须把各个负责同志脑子里的东西用什么方法搞出来。一颗珍珠，一颗珍珠，都是散在的，要用红线穿起来。原料取出后又如何整理？要象国棉工厂那样，经过多少道工序，把棉花织成布；脑子里拿出的原料，也要经过很多工序，整理加工，才能变成成品。(28)他组织研究人员深入部队取经“探室”，整理我军著名战例、战役战斗经验和战史资料九万多件，并邀请老红军、老八路座谈体会，撰写文章。

向外军学习，向敌军学习，是进行“攻关”的一个重要方面。叶剑英提

出“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要经常按住地球的脉搏，按住苏美战略的脉搏”。他说：“我们重视自己的经验，因为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更适合我国我军的情况与特点。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察问题。一切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有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尊重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尊重他人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从来就注意吸收前人理论的精华，毛主席也是如此。他们都做到了集人类知识精华之大成。当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扬弃和改造。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不是反对学习外国的经验，学习苏军的经验，而是要我们更好地学习外国经验。”他非常重视外军的报刊杂志，亲自指导翻译出版外国军事著作。

正确地对待中国历代军事遗产，开展古代近代军事学术的研究，是科学“攻关”的又一个重要项目。叶剑英一向重视军事历史学的研究。他经常教育大家说：“观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确实有东西，许多原则至今还适用。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解剖古代的东西，整理古代的东西，给以批判的总结，一定要为国防建设服务。他亲自下达研究任务，规定研究课题。在赋予这些研究任务时，他每次都交代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一再指出：研究历史要用历史的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进行。研究历史问题要能够概括，要有分析，避免一钻就钻到古书里，只搞材料的堆积。同时，特别强调要注重现实。与解决现实有关的问题，一定要抓住，与现实无关的可以一带而过。

在军事历史学研究中，叶剑英尤其注重我军的军史和战史的研究。他指出：“我们还要抓紧研究和编写我军的战争史，把我们丰富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对我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采取妄自菲薄的态度是不对的。要通过编写战争史，把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29)

研究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以及其它各科的军事学术，编写各种条令，是叶剑英确定的重大研究课题。他指出：“要尽快研究撰写出充分体现毛主席军事思想，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和其它军事学术学，不断完善各种条令条例，并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修改和补充。”(30)

在谈到撰写这些学术著作时，叶剑英主张要分主次先后，进行科学安排。他说：“战略、战役、战术是有联系的，不能截然分开，但做工作又要分开。” “战术指挥员和战役指挥员，研究一下战略也有必要。”他曾设想先编写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作战纲要》作为编写战略学的第一步。经过几年努力组织编写出一本战役学初稿。同时，汇编了 200 多种 1 千多万字的敌我友军资料。

叶剑英说：“编写战斗条令，在我军来说还是个创举。”(31)

在叶剑英亲自主持下，经过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共同努力、反复修改的《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从 1961 年至 1964 年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试行。他还组织编写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在他指导下，空军、海军、各兵种完成了各种条令的编写工作。在军委条令验收会议总结时，叶剑英指出，“尽管这些条令还有一个指头的

问题，还不能看成十全十美，但是体现了以我为主的思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只要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上升。所以验收了这一批条令，是一件大事，解决了历史上多年来想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使部队训练和战备有条令的依据。”(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