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精辟概括了当今时代的新特征，指出世界进入了一个维护和平，谋求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即和平与

发展的新时期。时代问题是决策的基础，是研究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等问题的前提。本世纪初，列宁就多次论述过时代问题。他指出，“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47)列宁认为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是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前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之后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48)，也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本世纪 20 年代，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的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壮大，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逐渐强大，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两大体系。至今，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同马克思、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十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变革的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兴起壮大，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自 70 年代，特别

是 80 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及时洞察世界风云，仔细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得出科学的结论，认为当代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他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揭示了“东西南北”国际政治新格局。1984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 “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

1985 年 3 月，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邓小平的论述表明，现在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突出集中在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上。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和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为主的东西关系，是世界局势动荡恶化的主要根源，是世界诸多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之一。世界南方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旧的剥削被剥削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这是南北关系的主要矛盾所在，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战争和动乱只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则是和平的基础，没有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所以，和平是发展的必要环境，发展是和平的有力保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述，抓往了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指明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如今，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本国经济，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世界各国都在为适应这

一重大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并把它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之一。这一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为我党制定国家战略和军事、外交战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国际依据。

邓小平作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的新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战争与和平是涉及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判断和结论，是国家进行重大决策的依据。本世界 20 年代，列宁认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49)因而，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在当时，依据国际社会的状况，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本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论断的正确性。列宁关于战争的论述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二次大战以后，斯大林继续沿用列宁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存在，要消灭战争的必然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50)上述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成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执政国家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把战争与和平问题摆在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曾讲过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话。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但是，在这之后的长时间内，在客观上由于国际斗争形势一度紧张，世界基本矛盾比较尖锐，在主观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不够深入，我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总是把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估计得过高。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并且认为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战争引起革命，要么是革命制止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更加严重，1969 年，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核战争”。这样就把国家战略的立足点放在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上，使国家长期处于临战状态，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在对外政策上，强调世界革命，提出彻底埋藏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影响到团结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影响到扩大反霸统一战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40 年，世界上虽然也爆发过 100 多次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冲突，但世界大战终究没有发生，人类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侍别是进入 80 年代之后，国际上更是呈现出一派相对和平的新的景象。

40 多年的和平生活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如果继续沿用

我国对战争问题的原有判断，则无法来解释世界的现实情况。作为一个 10 亿人口的大国，必须正视现实，必须重新研究世界形势，实事求是地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并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以求实的科学态度，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重新考察了世界战略格局，他依据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发展，依据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新特点，在全面分析了战争因素与和平因素的消长趋势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得出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世界和平大有希望。他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51)早在 1975 年，他就讲大仗五年打不起来，1980 年又讲五年内打不起来；1984 年再次讲到，我们还可以说十年打不起来。

1985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他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世界战争的根源在于美苏两霸的争夺。但是由于美苏军事力量处于平衡，他们的全球战略都受到挫折，加之核武器的相互制约，特别是“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2)，“如果世界和平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他在 1988 年 4 月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时更加肯定地指出，“现在我们确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不是从某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出发的，而是深刻揭示了 20 世纪末叶国际局势缓和的社会根源、历史规律的结果：

第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实际划走了东西方的势力范围，制造了以美苏对峙为基础的世界两极化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但是，战后 40 年世界经济、政治一系列重大变动的强

烈冲击，打破了这一格局。在国际政治发展变革过程中，先后出现了 50 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60—70 年代两大阵营的解体，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以及美苏争霸与第三世界的崛起。80 年代后，美苏操纵世界政治的能力大大削弱，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美苏中（包括第三世界）格局和日本、西欧，以及某些地区霸权等多元互争的复杂局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甘心其霸权地位的削弱，仍在竭力维护其两极体制。邓小平还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独霸全球的目的，以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它们之间的争霸仍旧是世界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它们在世界范围的争夺、扩张、渗透，是造成世界局势动荡、恶化的主要根源。尽管如此，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多极化趋势已是势不可挡，形成战后反霸斗争的一种新力量。邓小平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是国际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53)西欧，日本和东欧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独立自主的倾向不断发展，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更大发言权。“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54)“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55)当代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局面得以维持的重要保证之一。一个“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 (56)。

邓小平指出，全球和平运动的发展，也是有效制止世界大战的重要政治力量。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各国人民对战争的祸害记忆犹新，对爆发大规模战争保持高度警惕。今天，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世界各国都日益深刻的认识到，新的

世界大战有可能使整个人类毁灭，保卫世界和平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极为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美苏关系的改善，以及中苏和解，也是世界政治格局中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总之，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保卫世界和平政治力量的强大，使超级大国妄图操纵国际政治，企图掀起大规模战争的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当今国际形势的缓和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今天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由于日本、西德等一批国家迅速崛起而相对下降。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相对衰落，苏联经济则停滞不前。

1960 年，美苏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约占到当时全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西欧、日本和中国的总和只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而到1980 年，却正好颠倒过来，两个超级大国只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而西欧、日本、中国则占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两个超级大国由于长期军备竞赛，极大地消耗了国力，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经济困难。苏联的经济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美国在西方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也不复存在，同样需要调整间歇。而与此同时，日本、西德等国的经济却奇迹般的振兴起来“骛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现实，促使美苏重新考虑其利害得失，不得不把竞争的重点从争夺军事优势转向争夺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优势上来。现在，不仅世界发达国家，而且世界发展中国家，也都在按照各自的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由于二次大战后旧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已经过去，实现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普遍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重任，争取早日摆脱贫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经济的更大发展也是当务之急，也都在纷纷进行改革。我国也在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对内经济搞活的方针，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总之，20 世纪末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外向性增强，扩大了世界范围的经济交流。国际经济的互相渗透和互相依存，加快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和调节，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又作用于政治，缓解了国家之间的某些矛盾和冲突。

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57)当前，一场以信息革命为主和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在世界兴起，成为振兴经济的先导，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高技术能够获取极大的经济和军事效益，高技术是综合国力的支柱。新技术革命将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将使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今天，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上取得综合国力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技术和高技术的发展程度。一场激烈的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已经展开，许多国家都力争在尖端技术科学方面取得优势。美苏都把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的经济挑战视为能否保持其大国地位的首要问题。信息和科技的发展，也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化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将面临一个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依赖合作的新时期。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邓小平积极倡仪，世界“各国共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作出努力。”(58) 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这两方面在一走的条件下会向着相反方面转化。历

史上、许多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都是由经济动因而引起的。但当战争或战争准备严重危害到国家经济时，战争又可能向和平转化。随着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经济上的互相渗透影响的加深，使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今天人类的文明智慧认识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主要是生产，是科技，而不是战争。经济在今天已成为解决国际间冲突的一种有力的杠杆。

第三，世界军事战略形势的变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战略调整潮流的激荡，许多国家的军事战略也在逐步调整。军事战略调整的特点，是军事对抗程度和军备竞赛水平在下降。其趋势是沿着防止世界大战的轨迹进行的军事缓和及军力的收缩。其目的是优先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全局的利益。首先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到因国力的限度和世界新兴经济势力的挑战，双方都需要从代价高昂的军事对抗中解脱出来。这个解脱是以裁军和降低军事对抗为先导，从加强对话开始，直到某些军事缓和行动的兑现。诸如美苏裁军谈判，签署销毁中程导弹协议，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步骤。在苏军的战略思想上，一改过去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开始强调军事理论的防御性，提出军备“保持在足以防御，足以反击可能受到的侵略限度内”。美国在军事战略上提出“有区别的威胁”，并且 1988 年、

1989 年已连续两年减少军费开支。美国还强调发挥盟国的地区性作用，促使西欧几个国家加强了联合防御，日本也为适应阻挡苏联的战略需要，增加军费，不断增强自卫队的作战能力。

邓小平指出，美苏核武器的发展，已经达到双方都有毁灭对方几次的力量，在核战争中双方不可能有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核武器已变成一种制约战争的手段。同时，随着世界军事战略的调整，国际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式呈现出由暴力对抗转向实力威慑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实质是一方面尽量避免使自己国家卷入一场现代化战争，另一方面则大力发展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加强军事理论研究，提高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在实力与态势上压倒对方，取得先胜之条件。

当今，战争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战后 40 年，世界没有大战，但局部战争，地区冲突连绵不断，战争呈现出局部性、分散性和局限性的规律。中小规模局部战争已成为国际间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邓小平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 (59)今后我国战备的立足点主要是作好应付可能出现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并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打基础。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保卫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维护社会的安定。

邓小平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当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交织在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反对霸权、反对世界大战、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人口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交流，促进了国际间的友好往来和对话。与以往相比，现今世界经济地位突出，战争因素下降，大国关系普遍改善，世界和平事业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一个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环境。”(60)但是也应看到，美苏争霸并未停止，美苏间新的高技术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世界和平的局面并不巩固，若使和平局面有根本保证，必须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坚决悍卫世界和平。邓小平在 80 年代初就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

护世界和平列为我国 80 年代三大任务之一，他说，“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

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61)他指出，“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62)中国的国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它在哪里搞霸权主义，我们都反对；准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为维护世界和平，他还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63)他进而提出了“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以和平方式解决某些争端的新方法新措施，“一国两制”、“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正确处理国际国内复杂争端问题的一个全新的构想，是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近年来，我们以此构想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继续努力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赏和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稳定国际局势，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国最希望和平。只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地与霸权主义作坚决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就大有希望。但是，邓小平也多次告诫人们，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平生活”并不是没有战乱。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绝不是说大仗的危险已经完全排除。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不能丧失必要的警惕。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持长期的斗争。“世界真正的缓和仍然需要全世界人民为之奋斗若千年。”(64)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的科学论断，是其军事思想的突出部分，它推进了前人的认识，突破了前人的既有结论，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