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视创立和全面建设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时期，邓小平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领导军事斗争与创建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赴广西南宁领导兵运和统战工作期间，就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雷经天等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领导开创了左右江苏区，是当时全国较大的苏区之一。在红 7 军向中央苏区的进军途中，帮助江西崇义县建立了县级、区级红色政权，同时组建地方武装，发展各级党组织，开办党员训练班，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与刘伯承一起指挥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始终把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共同领导开创太行、大岳、冀南、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 年初，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 129 师军政委员会会议，与冀豫晋省委负责人共同研究了根据地建设中的武装、政权和群众工作二大问题。7 月，赴冀南指导开辟平原根据地的工作，根据当地形势，提出依靠农民群众，依靠广大乡村，“用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击败敌之进攻” (19)坚侍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阵地的方针，取得了开辟、巩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在抗战艰苦的 1942 年，他南下中条山区，指示当地党政军应大胆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实行宽大政策与反汉奸反恶霸的斗争相结合，保持地方武装的纯洁，加强政治工作，使中条山根据地很快由发展走向巩固。解放战争时期，与刘伯承创建大别山、江淮河汉等解放区。

在开辟左右江苏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别山等解放区的长期斗争实践中，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总结了斗争实践经验，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根据地建设的政策和理论。他认为，建设根据地必须：

建立发展根据地的人民武装。早在开创左右江苏区时，他就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武装，要求县设赤卫大队。区设赤卫中队、村设赤卫小队、城镇设工

人赤卫队。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强调要“把扩大八路军（补充兵员），组织游击队，当作重要的任务”(20)。要公开组织武装，组织游击队，加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的建设，要有足够的数量，培养坚强的战斗力，要有比正规军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他特别强调地方武装成份要纯洁，组织要精干，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地方武装必须以当地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为骨干去组织。对民兵要求扩大数量，提高政治质量，保证民兵在党的领导之下，武器掌握在可靠分子手中。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区要有一个连，一个县要有一个大队。在发展地方武装时，还要学会从敌人手里夺武器，并应尽可能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及无党派的军官参加我军，给以特殊的优待，以增加我军的军事建设，军队以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占优势、袭断一切的制度应改变，只要军队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扩张革命势力。

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21)。在组织形式上，无论是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占 1/3 或少于 1/3，进步势力占 1/3，中间势力占 1/3。政权机关是民意机关，必须允许国民党员参加。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公安机关是民主政权的一部分，有保护一切抗日人民、抗日党派之义务。一切不反对抗日政府的地主、资本家与工农有同等的人权、财权及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建政过程中，邓小平不断纠正以党治国的观念。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那种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政权中的干部等混乱现象，指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同时也及时纠正区村政权仍操纵于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之手，忽视改造工作的右倾思想。抗日政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要团结一切中国人共同对敌。国共两党要互助互让，求得更亲密的团结。同时，要坚持照顾基本群众利益，批评对国民党的限制不够，忽视对国民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斗争等倾向。在除奸政策上，要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与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不要乱杀人，牵涉无辜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文化人、技术专家来根据地与我们合作，办学校，办报做事。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到我们学校学习。要放手任用和放手提拔知识分子文化人”(22)，以加速全面建设根据地的进程。

动员民众参军参战。邓小平在创建根据地，指导革命战争中，一贯重视发动民众，进行人民战争。他指出：“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如果轻视民意，压迫民众，就不可能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克服抗战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困难，也就说不上抗战的胜利，而且可以把民众逼到敌人方面去”。(23)他主张“游击队应配合正规军作战，要统一指挥，游击队、自卫队、正规军三位一体的配合作战”(24)。指出，伟大胜利之获得，如果只归功于正规军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必须同时归功干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之展开。“正规军的作战，如果没有游击队、自卫队的配合，就等于失去耳目和手足一样”(25)。民兵“是以数量战胜质量，敌人兵力虽强，但我们民兵人数众多，到处骚扰，四面响枪，日夜不停⋯⋯敌人应付不开，心慌意乱，使强的拖弱，胖者拖瘦最后便于主力去消灭他”(26)。

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日军摧毁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上的进攻也是极其残酷的。一方面，日军对根据地和游击区人民所需物资实行封锁禁运，企图困饿抗日军民；另一方面，日军频繁的进行烧、杀、抢、掠，破坏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对此，邓小平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着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个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27)。在日军占领区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都是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各项建设事业，都有赖于对日伪军进行坚决和正确的斗争。“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28)。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证。为此，制定了鼓励和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

正确处理武装、政权、群众团体与党四种力量的关系，巩固发展根据地。根据地是否巩固、是否健全，决定的因素是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是否健全。这四种力量是有机相连缺一不可的。首先是党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29)。“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自己建立了党而又服从于党的领导”(30)。根据地的党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武装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31)。“政权的责任是服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照顾基本群众利益与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解决军队的供给和补充。群众团体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的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32)。这样，才能把各界抗日力量统一起来，爱护根据地，建设根据地，顽强的保卫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