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罗荣桓一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强调从部队实际出发，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罗荣桓就是一个扎根于基层，和士兵打成一片，善于根据士兵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党代表。他担任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以后，仍然经常深入连队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建国后，他因切除一侧肾脏病情越来越重。毛泽东曾向他建议：“你宜少开会， 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 (13)但是，罗荣桓除了经常找干部谈话外，还是坚持到部队视察，甚至到海边防部队调查了解情况。他经常用毛泽东讲的“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鞭策自己，教育干部。要求机关干部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现实”，做到“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14)他要求“政治机关对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很好地顾及到连队的基本任务、环境、范围，并把握与中心工作的联系。布置与计划工作时，要切实照顾到连队的基本任务与能力。”(15)由于罗荣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而能准确地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他能及时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罗荣桓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要密切联系实际。1942 年 3 月，他在 115 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非常明确地指出：“连队的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 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的讲起。要学习先生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 来教育我们的战士。”(16)他还批评了“只追索小组汇报党员和战士的一些

日常生活检讨，而不去认真领导小组学习的做法。”(17)他特别提出，培养教育青年战士，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青年的积极性，要在不断的工作中去充分发掘出来。如果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那是不适当的，相反地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今天那些繁多的‘模范’要求，可以说成了青年的手铐脚镣。青年的特点，并不在于要求特别地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种要求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了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8)

罗荣桓对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很严格，坚决反对危害部队集中统一、削弱部队战斗力的种种不良倾向。但是，他坚持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耐心说服，启发自觉，反对动不动就整人、惩罚人的错误作法。特别在“肃反”、“审干”等工作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神秘化观点和“逼供信”的做法，并身体力行，保护了大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大搞肃 AB 团(19)时，罗荣桓任红 4 军政委，他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被诬为 AB 团分子的干部战士，“罗政委刀下留人”曾在红 4 军传为佳话。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出现错杀无辜的“肃反”事件后，罗荣桓赶赴现地，断然释放了全部被扣押的数百名干部，处理了挑起这一事件的祸首，1940 年 5 月，他在给锄奸干部讲话时， 特别强调了锄奸工作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克服脱离群众的神秘化倾向的重要性。他指出：锄奸工作的神秘化，表现在部队中有些问题可以公开的没有公开，应该去进行教育的也不说不讲，结果是只搞秘密活动，用隐蔽的方式，记帐式的把许多现象搜集起来，把问题搞得严重复杂化，结果不但不能打击敌人，相反地打击了自己。

1941 年 10 月 18 日，罗荣桓主持 115 师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处分党员的决定》，指出了过去思想斗争未达到耐心教育的目的，处分和开除党员未经过一定的手续，不发扬民主，甚至意气、成见用事，失掉党的组织原则等现象，并有针对性地作出六项决定：一是强调开除党籍是对不可救药分子不得已的处分，应当慎重处理；二是处分犯错误的党员，要分别错误大小，分析主客观原因，作出适当的结论；三是开除党员党籍必须吸收本人参加，支部大会通过，作出书面决议，并经上级批准；四是被处分与被开除者如不服， 可直接上诉至中央；五是接受上诉机关认为处分不适当时即应改正；第六条强调，对于党的纪律的执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耐心教育，不应主观主义， 自以为是。罗荣桓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充分地体现了处理党内矛盾的实事求是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