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人要翻身，必须抓枪杆子

贺龙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中国的老百姓， 面临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贺龙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很早就认识到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但他这个认识，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发展过程。

为了穷人拉队伍，劫富济贫。这是贺龙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他认为，广大穷苦百姓要过上好日子，只有起来造反，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 赶走帝国主义，否则就没有穷人的活路。要造反，就一定要抓枪杆子，拉自己的队伍。还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向伙伴们提出：“我们要搞刀枪， 打皇帝，才有饱饭吃。”(4)后来他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于 18 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6 年初和 3 月，他组织湘西万人暴动和“两把菜刀起义”，拉起了一支讨袁民军。他专门反对帝国主义，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恶霸地主，保护穷人。他说：“以前我是一把菜刀起家的。是为穷人打不平，我专于劫富济贫的事，我的理想是让大家富裕。”(5)所以，他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他根据老百姓要求， 杀了桑植县的大恶霸朱海珊。他任建国川军第 1 师师长兼澧州镇守使时，充分利用他掌握的军政大权，废除苛捐杂税，惩办贪官污吏，打击不法奸商， 限制物价，修筑道路，开办学校，恢复“九澧贫民工厂”，解决失业问题等， 为百姓办了大量好事。上海“五一一卅”惨案发生后，他亲自致电声援上海和长沙的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捐款三千大洋资助受伤工人。他直接支持津市澧州商民，抵制日货、日商的义举，严词驳斥日本驻长沙领事馆关于澧州驻军违反“通商条约”，不“保护外侨”的指责。驳回了赵恒惕要求迅速查处的“训令”。由于贺龙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为穷人办事，所以他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部队也从“两把菜刀起义”时的二十几个人，

发展到北伐战争时的一个军，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的重要力量。贺龙作为著名的左派将领而闻名于世。所以，大小军阀怀着不同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贺龙和他的部队。湖南军阀赵恒惕攻击他“无法无天”，曾派大军围攻， 企图消灭他；汪精卫既想利用他，又想伺机除掉他；蒋介石企图以高官厚禄利诱他。贺龙不怕威胁，不受利诱，注意斗争策略，善于利用矛盾，巧妙机智地与他们周旋，躲过了赵恒惕、汪精卫和蒋介石等对他的明枪暗箭，为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准备了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建立人民的武装，为穷人打天下。这是贺龙加入共产党后，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有了明确的革命目标， 对抓枪杆子，建立人民武装之目的和重要意义，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一个飞跃。1927 年 7 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不久，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派周逸群率宣传队到贺龙部队，开展宣传工作。贺龙知道周逸群是共产党员，就主动接近他；周也知道贺龙是革命军中的左派将领，也积极向他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贺龙听后，觉得还是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好”，他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 (6)真正认识到过去的劫富济贫不等于革命，要想大家富裕，“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7)从此，贺龙认定只有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办，才能真正实现穷苦百姓的彻底解放，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坚决跟共产党走，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使贺龙进一步认清了蒋、汪等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毅然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无条件地把他的 20 军交给共产党指挥，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清醒的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8)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以，贺龙主动向党请命，回湘西拉队伍。他说“还是枪杆子重要”，有了枪杆子，“少数可以变成多数”。(9)为此，他与周逸群等十多个人回到湘西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一往无前的气概， 克服了各种艰难和挫折，终于创建了红 2 军团。后来与红 6 军团会合，发展

成为红 2 方面军，成了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被编为八路军 120 师，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第一野战军，为中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